1939年，抗日杀奸团潜入天津某家影院执行锄奸任务，却迟迟无法锁定目标。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队长突然心生妙计，低声吩咐放映员："请播放这五个字"。谁曾想，银幕上刚显出字迹，那个汉奸竟像被雷击中般，自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消息源自：《天津档案方志网》栏目《举火烧天》——抗日杀奸团锄奸爱国故事；《华北抗日地下行动档案汇编》（1937-1945）；1939年4月天津《大公报》相关新闻报道】 1939年春天的天津英租界，空气里飘着槐花香，街上却冷清得吓人。穿西装拎皮箱的银行职员们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被日本兵拦下搜身。老张头的煎饼摊支在电影院对面半个月了，眼见着来看电影的阔太太们越来越少，倒是有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每周日准点出现，身后总跟着两个穿黑褂子的保镖。 "这世道，连看电影都带枪。"老张头往铁板上磕了个鸡蛋，瞥见马路对面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正数铜板买票。年轻人中山装口袋里露出半截钢笔，笔帽上的反光晃了老张头的眼——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祝宗梁在给同伴打信号。 大光明电影院的二楼包厢里，程锡庚正用象牙烟嘴敲着座椅扶手。银幕上金发女郎在唱《夜来香》，他却盯着手表盘算：再过二十分钟，得去银行见日本顾问。"老爷，您说这洋人唱歌怎么跟猫叫似的？"姨太太刚凑过来，就被他瞪得缩回座位。楼下突然传来此起彼伏的"借过"，程锡庚的保镖立刻把手按在了腰间的王八盒子上。 祝宗梁此刻就坐在程锡庚正后方三排。这个留法回来的化学系高材生，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把怀里的勃朗宁用得比试管还准。他看见前排穿长衫的男人突然起身，心跳猛地加速——是情报里说的灰呢礼帽！可那人只是去上厕所。银幕光线忽明忽暗，祝宗梁的后背已经湿透。 "刘同学，你确定是七号包厢？"祝宗梁假装系鞋带，压低声音问邻座。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孙慧书突然咳嗽三声——这是危险的信号。果然，程锡庚的保镖正在扫视全场，有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已经被盯得开始发抖。 银幕上突然打出"程经理外找"五个大字时，程锡庚的烟嘴"啪嗒"掉在了地上。他条件反射要站起来，又猛地僵住——这个留过洋的银行家太清楚了，整个天津租界没人敢这么叫他。"别动！"保镖刚吼出声，祝宗梁的子弹已经穿过程锡庚的后脑勺，血浆溅在包厢的丝绒窗帘上，像打翻的番茄酱。 电影院瞬间炸了锅。穿貂皮的太太尖叫着往椅子下钻，有个穿马褂的胖子直接滚下了楼梯。祝宗梁把枪塞进爆米花桶，顺着人流往外挤时，听见身后保镖在吼："抓学生！穿蓝布衫的！"他反而慢下脚步，帮一个吓哭的小女孩捡起洋娃娃——这个动作让他混在拖家带口的观众里，顺利通过了日本宪兵的盘查。 三天后的《大公报》上，程锡庚的死讯挤在豆腐块大的版面里。倒是租界茶楼里说书先生把这事编成了段子："要说那汉奸听见自己名号就伸脖子，比王八探头还利索！"而祝宗梁他们早已分散撤离，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甚至又回到电影院对面，买了套老张头的煎饼果子。老张头递煎饼时嘟囔："程经理死了也好，他上周还少找我两毛钱。"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大光明电影院的七号包厢都没人敢坐。有清洁工说半夜能听见算盘珠子响，像是有人在数永远数不完的联银券。而当年参与行动的年轻人里，有个后来成了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副行长，他办公室抽屉最底层，始终压着张1939年的电影票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