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名妓看见37岁的张伯驹，扑通跪下：“我还是清白之身，求你带我走！”张伯驹瞪大眼睛，随即掏出一沓钱扔给老妈妈。 那年的北京城里，三十七岁的张伯驹正经历着人生中最为离奇的际遇，这位出身盐商世家的公子哥儿，平日里最爱和朋友们在茶馆酒肆消磨时光，却没想到一次寻常的听曲消遣，竟会改变他后半生的轨迹。 那天下午，前门外八大胡同的怡红院里挤满了看客，张伯驹跟着几个朋友刚在二楼雅间落座，就听见楼下传来阵阵骚动。 老妈妈扭着水蛇腰走到台前，吊着嗓子宣布要请出镇场子的头牌，红绸帷幕缓缓拉开，抱着紫檀琵琶的女子半掩面纱，纤长手指拨动琴弦的瞬间，整个场子霎时鸦雀无声。 张伯驹原本漫不经心端着茶碗的手悬在半空，他见过不少风月场中的女子，却从未见过这般特别的，月白色旗袍裹着玲珑身段，眉目间藏着书卷气，弹奏《阳春白雪》时指尖流淌的不仅是技艺，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婉。 更让他吃惊的是，这女子弹完曲子转身离场时，裙裾翻飞间露出绣鞋上暗纹的兰草，那是江南苏绣特有的针法。 三天后，当张伯驹单独寻到怡红院要见这位潘素姑娘时，老妈妈的推三阻四更让他起了疑心，寻常青楼女子见客，哪有这般藏着掖着的道理？ 直到他往桌上拍了十块现大洋，老妈妈才不情不愿把人领来。 这一见面，张伯驹才明白其中蹊跷，潘素虽然梳着时兴的卷发，鬓角却别着朵素白绢花，这分明是重孝在身的打扮。 原来潘家本是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潘智合早年做过知县，后来染上鸦片败了家业。 继母为了还债，竟把年方二十的潘素卖到上海长三堂子，这姑娘性子刚烈，硬是靠着弹得一手好琵琶，在风月场中守住了清白身。 半年前被转卖到北京时，恰逢老父病逝，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张伯驹听得心头震动。他见过太多自甘堕落的女子，眼前这位却像淤泥里长出的白莲。 正要开口说赎身的事，潘素突然扑通跪下，额头重重磕在青砖地上。 这动静惊动了门外守着的龟公，老妈妈带着人冲进来时，正看见张伯驹往桌上扔钱匣子。 可当老妈妈瞥见匣子里的五百银元，反倒冷笑起来："张爷您就是搬座金山来，这丫头也带不走。" 后来才打听明白，驻防北京的国军师长臧卓早就看中了潘素，这军阀派人把怡红院前后门都盯死了，还放出话来，谁敢动潘素就吃枪子儿。 张伯驹虽说家里开着盐号，到底是个生意人，哪斗得过扛枪的？急得他三天两头往八大胡同跑，有次差点被臧卓的亲兵用枪托砸断肋骨。 在腊月初八，张伯驹从琉璃厂淘换字画回来，正巧碰见臧卓的汽车从胡同里开出来。 他多了个心眼让车夫跟着，结果跟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原来这军阀要娶第五房姨太太，正在办订婚宴。 张伯驹当即回家翻出珍藏的董其昌字画，托人送给臧卓的副官，谎称是贺礼。 趁着臧卓在酒宴上喝得烂醉，他带着两个信得过的伙计，用麻袋套了看门的哨兵，硬是把锁在西厢房的潘素抢了出来。 这事儿后来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张伯驹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有人说潘素命里该遇贵人。 倒是当事人自己清楚，那天夜里他们坐着骡车逃出永定门时，潘素冻得发紫的手还死死攥着个蓝布包袱，里头裹着父亲留下的《芥子园画谱》和半块松烟墨，这些东西在青楼里藏了三年，竟连个角都没折。 婚后张伯驹遣散了家中四房妾室，潘素也重拾画笔，人们常看见这对夫妻在荣宝斋挑选宣纸，或在中山公园写生。 谁也想不到，当初那个抱着琵琶卖艺的姑娘，后来竟成了张大千都称赞的青山绿水画家。 而张伯驹晚年变卖祖宅收藏字画时，唯独潘素二十岁那年画的《寒梅图》，始终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说来也奇，潘素跟了张伯驹之后，再没碰过琵琶，有次家宴上友人问起，她只是淡淡笑道："琴弦上沾了太多旧事，如今有笔墨相伴，足矣。" 倒是张伯驹八十寿辰那天，儿女们请来苏州评弹班子助兴，老两口听着熟悉的弦索叮咚，相视一笑，满堂宾客谁也没瞧见，他们的手在案几下悄悄握在了一处。 （参考资料：《春游琐谈·张伯驹卷》；《潘素画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