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 糟 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这句令人震惊的宣判，拉开了1957年上海滩一起牵动人心的伦理案件的序幕。事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年前，1955年的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栋老式石库门建筑里，住着一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名媛——陆小曼。她当时的住所，常年紧闭着墨绿色的丝绒窗帘，屋内弥漫着淡淡的书墨香和药味，这与她昔日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鸦片和生活的重压，早已让她容颜憔悴，昔日的光彩早已不在。
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陆小曼收养了一个名叫关小宝的女孩作为义女。这层师生和干亲的关系，却在日后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翁瑞午，陆小曼多年的挚友，一位兼具医生、票友和收藏家身份的多重身份者，长期出入陆家，给予她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甚至变卖自己的收藏来贴补她的生活。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似友似爱，复杂难解。
关小宝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1950年代的上海，文人圈中认义亲的风俗尚存，但师生、义亲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关小宝，这位家境贫寒的年轻女孩，无意中卷入了这场成人世界中的漩涡，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无辜受害者。
1957年，事情终于爆发。庭审上，关小宝平静地陈述了翁瑞午对她的不轨行为，而陆小曼，这位“干娘”，却因身体虚弱和对翁瑞午的依赖，选择了沉默。翁瑞午被指控犯下“妨害家庭罪”，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声誉。
法庭上，陆小曼出庭作证。虽然她化了淡妆，但眼角的皱纹还是出卖了她日渐衰老的容颜。当她听到关小宝的证词时，手中的眼镜架不堪重负，“咔嚓”一声断裂。那一刻，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对翁瑞午的失望，以及对无法保护关小宝的深深自责。旁听席上，有人发出惋惜的低语：“陆小曼啊，曾经多么风光，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 而翁瑞午则默默垂着头，曾经的风流倜傥已不复存在。
此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将民国文人圈的复杂生态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旧式婚姻制度、义亲习俗、师生伦理的界限模糊，这一切都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缩影。 关小宝，这位本该在画室潜心绘画的女孩，最终却成为了时代与人性的牺牲品。
案件的结局令人叹息。翁瑞午被判有罪，但具体的刑罚因史料不足而无从得知。庭审结束后，陆小曼回到仁济医院的病房，病房窗台上插着一束枯萎的白兰花，她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徐志摩空难时飞机残骸的照片。她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见瑞哥昨夜写的《思帝乡》散落案头，墨迹似掺着泪。” 或许，她早已知晓翁瑞午对她的感情，但这份感情，最终只能定格在“劫余”二字上——这是她送给关小宝女儿的满月礼，翡翠长命锁上刻下的字。
关小宝在庭审后销声匿迹，有人说她远走他乡，试图忘却这段痛苦的经历。她的遭遇令人感慨：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女子，究竟有多少选择？翁瑞午晚年时，他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临终前仍念叨陆姨太瘦。” 或许，他对陆小曼的情感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界限，而对关小宝的过失，则成了他终生的悔恨。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张泛黄的戏票，那是1932年在卡尔登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票根，那是他与陆小曼一同欣赏戏曲，谈笑风生的美好回忆。
1957年的这场风波，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民国文人圈最后的余晖，也映照出时代浪潮中个人的挣扎。陆小曼，从顶级名媛沦落到晚年依靠他人接济；翁瑞午，从风流才子到身陷囹圄；关小宝，从天真的学徒到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故事，交织着爱与痛，伦理与人性的纠葛。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坚守自己的底线？又或者，在时代的洪流中，谁又能真正独善其身？这场庭审早已结束，但留下的疑问和叹息，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