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将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致使无数中国军民因感染不治身亡。面对此景，

1941年，西方将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致使无数中国军民因感染不治身亡。面对此景，汤飞凡痛心疾首，对英国学者李约瑟坚定地说：“我有办法！”

彼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战场上，无数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命丧黄泉，而治疗感染的良药——青霉素却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成为他们的军事秘密，无法进入中国。目睹此情此景，汤飞凡心急如焚，他找到李约瑟，语气坚决地表示：“我有办法！”这并非妄言，而是他胸有成竹，立志要为国家做出贡献。最终，他成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段经历，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普通的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在父亲的私塾里学习了诗词、历史和数学，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岁那年，他进入长沙城南学校，接触到西方教育，视野豁然开朗，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4年，他放弃工业学院的学业，毅然报考了中美合作创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尽管英语基础薄弱，但凭借着诚恳的态度，他赢得了主考官胡美的认可，破格入学。在湘雅，他经历了七年的刻苦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少数几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

毕业后，他被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细菌学泰斗汉斯·津瑟教授。津瑟教授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在美国定能有所成就。1928年，他即将完成学业之际，收到了国内中央大学医学院颜福庆教授的来信，颜教授诚恳地邀请他回国，为中国落后的医学事业贡献力量。在国家危亡之际，汤飞凡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美国发展的机会，于1929年携妻子何琏回到上海，任教于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担任副教授。

回国后，他发现细菌系仅他一人执教，学生只有29名，实验室设备简陋不堪。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利用自己的积蓄购置显微镜等设备，同时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潜心研究沙眼、腮腺炎、脑膜炎等疾病，并推翻了日本学者野口英世关于沙眼的错误结论，为中国病毒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放弃科研工作奔赴前线救治伤员。目睹上海、南京沦陷后，大量伤员因感染而死亡的惨状，他内心无比悲痛。他对妻子说：“国家都危在旦夕了，还有什么研究比这更重要？”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积压在心头，直到1941年，终于爆发。

1941年，战争愈演愈烈，伤口感染成为导致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对青霉素技术的封锁，让汤飞凡更加坐立不安。在向李约瑟表达了他的决心后，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实验工作中。面对缺乏资料和设备的困境，他查阅大量文献，自己设计简易发酵设备，利用玻璃瓶和金属罐进行实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一双旧鞋底上长有绿霉菌，经过仔细鉴定，确认是青霉菌。经过反复试验，他成功分离出青霉菌株，并研制出中国第一支青霉素。

青霉素被送往前线试用，疗效显著，挽救了大量伤员的生命。汤飞凡并没有申请专利，而是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提供给军队和百姓使用，这有效地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成为抗战时期的一大福音。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继续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他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重建中央防疫实验处。1947年，在美国朋友谢拉曼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建成投产。他还研制出牛痘疫苗，为滇缅战场的中国士兵以及英美盟军提供了有效的防疫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担任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1950年，他带领团队成功控制了华北鼠疫的蔓延，并研制出黄热病疫苗。他改良的牛痘疫苗，使中国在1961年提前16年消灭了天花。

此外，汤飞凡还坚持研究沙眼病。1955年，他利用卵黄囊技术分离出沙眼病原体“TE8”。1958年，为验证研究成果，他甚至让助手将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亲身感染沙眼，并记录下全部症状，最终彻底搞清了沙眼病原体。这项成果被国际命名为“汤氏病毒”，他也因此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58年9月30日，这位为中国医学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因巨大的压力不幸辞世，年仅61岁。他的离去悄无声息，没有葬礼，妻子何琏独自料理后事。1980年，国际眼科组织追授他“沙眼金质奖章”，并曾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奖，但一切都已来不及。1992年，中国发行纪念邮票，以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

汤飞凡的一生，都致力于救死扶伤，为国为民。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是中国微生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