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袁世凯长子，晚年凄惨，靠典当度日。
1950年的北京，春寒刺骨。 一纸任命书改变了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皇太子”的命运：73岁的袁克定受聘中央文史馆，每月可领50元薪俸。 当他颤抖着接过工作证，目光触及“自食其力”四个字时，不禁泪流满面。这一幕，被馆长章士钊记录在册，成为那个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 这一切，源于章士钊先生此前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袁克定困顿潦倒的境况，主席批示“给予生活费，安排工作”。
回首往昔，袁克定的前半生却是何等辉煌。1915年的北京，暗潮涌动。他亲自督促东交民巷一家秘密印刷厂赶印特制报纸——《顺天时报》。这份专供他父亲袁世凯阅览的报纸，将各地拥戴称帝的“民意”夸大了三倍之多。日本学者佐藤铁治郎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袁克定要求每期报纸都必须刊登“万民请愿”的标题。 当晚，中南海居仁堂内，袁世凯翻阅着这些伪造的民情报告，不禁感叹：“云台（袁克定字）办事愈发周全。” 殊不知，护国战争的爆发已近在咫尺，仅剩42天。
袁克定的政治手腕之老练令人咋舌。他不仅收买了杨度，组建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还在1915年9月，通过德国医生福兰克，获得了威廉二世亲笔签署的《德皇支持信》。这份文件现今保存在柏林联邦档案馆，用哥特体德文写着“德意志帝国承认中华帝国法统”，成为袁氏父子判断国际局势的关键依据。为了巩固权力，袁克定暗中组建“模范军”，将北洋系将领子嗣编入军官教导团，企图建立世代效忠的军事集团。
洪宪帝制迅速瓦解。1916年3月22日，帝制取消的那天，袁克定跪在病榻前的父亲面前悔过，却遭到袁世凯的痛斥，额头被镇纸击伤，血溅龙袍。侍卫唐在礼在《辛亥前后》中记录了这血腥的一幕。 之后，袁克定凭借长子身份继承了大量财产：北京东厂胡同的宅院、开滦煤矿股份以及价值三十万银元的珍藏字画，这些财富足以让一个普通北京家庭生活几百年。
挥霍无度的消费习惯迅速吞噬了他的家产。1928年国民政府查抄袁家河南地产时，账目显示，袁克定十年间在天津租界购置了七处洋房，资助了数十位清室遗老，仅1925年在德国疗养就花费了巨资。到1935年迁居颐和园清华轩时，他的保险箱里只剩下徐世昌题字的扇子和半本《金刚经》。
抗战时期，面对日伪的拉拢，袁克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1939年，土肥原贤二派遣汉奸潘毓桂利诱他，许诺归还袁家河南的祖产，并授予他“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袁克定毫不犹豫地将日方送来的金条扔出门外，次日，《实报》刊登了他的亲笔声明：“袁某宁可食粗粮，绝不与倭寇同流合污”。这份声明的原件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为了彻底与日伪势力划清界限，他主动搬到表弟张伯驹的住所，靠典当古董维持生计。
1949年秋，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章士钊在报告中向主席说明了袁克定的困境，主席批示：“生活费由我稿费支付，安排文史工作”。 这体现了新政权对历史人物的宽容。每月50元的薪水，相当于当时北京小学教师的三倍。
在中央文史馆的九年里，袁克定完成了人生的巨大转变。他潜心研究，整理出《北洋时期官制沿革》、《清帝退位诏书考》等大量文献，对1912年南北和谈的细节进行了修正，为后世史学家解开了不少历史谜团。1957年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谈到洪宪旧事时感慨道：“帝制如镜花水月，民心才是真天命。” 这句话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成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佐证。
1958年清明节，他在病榻上留下遗嘱：将收藏的民国时期信札捐献给国家。这批珍贵的信札，包括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手迹，如今已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他的葬礼简朴而庄重，灵柩上覆盖的不是象征帝制的杏黄缎，而是中央文史馆颁发的“先进工作者”奖状。
从操纵民意推行帝制，到晚年潜心研究历史，袁克定的人生轨迹，折射出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如他1955年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所说：“我这面历史镜子，照得见旧时代的疯狂，更照得见新社会的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