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组织什么时候

1941年，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组织什么时候要钱必须给，要多少就给多少！”看似艰巨的任务，最终的结果让人“惊掉下巴”。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在南方地区的地下工作陷入困境。

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经济来源，导致党组织活动经费严重短缺。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工作时，敏锐察觉到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经过多方考察筛选，一个名叫肖林的年轻党员被选中承担特殊任务。

肖林接到秘密通知赶往重庆，在红岩村见到了周恩来。

面对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肖林既激动又忐忑。

周恩来没有直接交代任务，先问起他在上海念书时的经历，又关心他家人是否安康。

闲聊间肖林逐渐放松下来，这时周恩来突然严肃起来，掏出装着1000美元的信封放在桌上。

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员二十年的工资，周恩来明确要求肖林用这笔钱经营生意，并强调两个原则：任何时候党组织需要资金必须立即支持，需要多少就给多少。

肖林深知责任重大，这笔钱既是救命稻草也是千斤重担。

如果经营失败，不仅损失资金，更会影响革命事业。

回到江津老家，肖林与妻子王敏芝彻夜长谈。

两人原本开过小杂货铺，但这次要做的不是小本买卖。

经过反复盘算，决定把资金分成两部分：三成留着应急，七成投入钱币兑换。当时各地货币混乱，法币、银元、铜板混杂流通，兑换差价藏着商机。

肖林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布袋出门，跑遍川东各县的钱庄银楼。

他记下各地银元与法币的兑换比例，发现重庆城里银元兑法币价格比乡下高三成。

抓住这个差价，他先从乡下收购银元，运到重庆换成法币，再用法币回乡下收购更多银元。半年下来，资金翻了两番。

1942年春天，肖林在重庆临江门租下门面，挂出"恒源字号"的招牌。

表面经营土产日杂，实际做着更大的买卖。

从云南驮来的茶叶，到湖北运来的桐油，只要有利可图都敢尝试。

有次从宜昌采购二十箱肥皂，货到重庆时价格暴涨，转手赚了三十根金条。

生意越做越大，肖林始终保持警惕，店里挂着"童叟无欺"的牌匾，后屋藏着暗格账本。

每笔进账出账都记两套账，明账应付税务稽查，暗账记录真实收支。

遇到党组织派人取款，不管要五百还是一千大洋，总能在两小时内备齐现款。

1943年夏天发生意外。国民党经济警察突然搜查商铺，说要查囤积居奇。

肖林不慌不忙打开仓库，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百包食盐——这都是特意准备的"门面货"。

警察翻箱倒柜没找到把柄，肖林还塞了二十块银元说"给弟兄们喝茶"，顺利化解危机。

到抗战胜利时，恒源字号已发展成横跨西南的商贸公司。

肖林在上海、武汉、香港设立分号，表面上做进出口贸易，实际为地下党转移资金。

有次为苏北根据地采购药品，他亲自押船走长江水道，遇到水匪打劫。

船工抄起扁担要拼命，他却冷静地甩出两封银元，对着江面喊："山水有相逢！"匪船果然调头离去。

1949年重庆解放第二天，肖林带着十二个沉甸甸的木箱走进军管会。

打开箱盖金光耀眼，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万两黄金，另有一千万美元汇票。

在场干部目瞪口呆，这些钱足够装备五个步兵师，当组织问他要什么奖励，他只留下三块刻着"抗建"字样的银元作纪念。

这三块银元后来捐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玻璃展柜里的老银元表面布满划痕，却折射着特殊年代里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

当年像肖林这样的"红色商人"遍布各地，他们隐姓埋名周旋于商海，用智慧和胆识支撑着革命事业的经济命脉。

从江津小商贩到金融大掌柜，肖林始终记得周恩来的嘱托。

那些年他穿长衫布鞋出入钱庄，住客栈吃豆花饭，把赚来的钱全部交给组织。

有次儿子发高烧，妻子想拿五块银元请西医，被他硬生生拦下："这钱一个子儿都不能动！"最后用土方子治好了孩子。

如今在重庆档案馆里，还能查到恒源字号的纳税记录。

泛黄的账册上记着每月缴纳的营业税、印花税，数额精确到分毫。

这些合法经营凭证，既掩护了地下活动，也展现出红色商人的经营智慧——既要为革命筹款，也要在国统区站稳脚跟。

肖林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枪战，却处处暗藏危机。

每次运送资金都像走钢丝，既要防国民党搜查，又要躲黑帮敲诈。

有次运送黄金去延安，他把金条熔成鞋钉形状，混在五金货品里走陇海铁路。

押运员直到宝鸡交接时，才知道自己拉了半年"金属配件"竟是军需物资。

这种特殊战线上的斗争持续了整整八年，据统计，肖林前后为党中央输送的经费，折合黄金超过二十万两。

这些钱变成了解放区的药品、枪械、电台，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活动经费，变成了护送民主人士去延安的路费。

当肖林交出全部资产时，有人替他惋惜："留着本钱还能做新中国的企业家。"

这三块银元不是报酬，而是见证——见证着乱世中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见证着红色经济战线的无名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