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粗粮野菜。15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只能辍学扛起家里的农活。种地、挑水、喂猪，苦日子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咬牙坚持。他不是那种天生有好命的人，但硬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熬过了最难的时光。那时候的他，可能压根想不到，未来的自己会跟烟草、工厂、甚至法庭扯上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他当上了玉溪华宁县的区长。那会儿条件简陋得很，办公室就是几张桌子一堆文件。他每天走村串户，跟农民聊收成、修水渠，忙得脚不沾地。正是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让他慢慢在基层站稳了脚跟，也为后来管工厂攒下了经验。 1963年，褚时健被调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刚去时，工厂破得不成样子，设备老旧，工人干活没啥劲头。他一上手就抓生产，先是修机器、整厂房，把乱七八糟的环境收拾得像模像样。为了搞好烟草质量，他跑去田里盯着烟叶种植，研究怎么让叶子更香、更好。后来，他又带着团队打造“红塔山”品牌，亲自跑市场、推销产品，硬是把一个快倒闭的小厂搞成了全国闻名的香烟巨头。 那几年，玉溪卷烟厂的效益蹭蹭往上涨，红塔山成了家家户户都知道的名字。褚时健也因为这个，得了“烟草大王”的称号。他管工厂不是靠运气，而是实打实的能力和拼命干的态度。17年时间，他把一个破厂带到了巅峰，也给自己攒下了名声和争议。 1995年，褚时健的人生来了个急转弯。他被指控贪污和受贿，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受审。面对法庭，他说了那段话：“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拿这些钱；违规收入400万，我承认，这是17年累计多发的奖金，错了就错了，怎么判我都认。” 这400万，他说是多年奖金多发的结果。17年管工厂，他确实让企业赚了大钱，但奖金这事儿没走正规程序，他自己也认了这个错。可那3630万加上外币，他死活不承认。法庭上，他态度很硬气，既不喊冤，也不求饶，就是把自己认的和不认的分得清清楚楚。最终，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因为健康原因改成了保外就医。 这事儿到现在还有人争论，有人说他是个能人，管企业有一套，奖金的事儿不过是制度漏洞；也有人觉得，他走到这一步，怎么可能一点脏水都没沾上？真相到底怎样，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后，没选择闲着，而是跑到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地种橙子。那会儿他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好，可他还是决定再干一把。种橙子不是容易事儿，地里全是杂草石头，他带着人一点点开垦，研究怎么种出好果子。头几年没少赔钱，但他没放弃，慢慢摸索出了门道。 几年后，“褚橙”出来了，靠着品质和他的名气，卖得特别火。很多人买褚橙，不光是觉得好吃，也是冲着他的故事去的。从一无所有到东山再起，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还能干成事儿。这事儿也让不少人感慨，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还能有这股劲儿，确实不是一般人。 2019年，褚时健去世，91岁。他这一生，太不平凡了。从农村小子到烟草大王，再到被告席上的老人，最后又靠橙子翻身，每一步都走得让人既佩服又唏嘘。他不是完人，违规拿钱的事儿他自己都认了，但他的韧性和干劲，又实实在在影响了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