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吕文焕问被俘的文天祥：“我坚守襄阳六年，为何丞相仍斥责我为叛逆？”

1276年，吕文焕问被俘的文天祥：“我坚守襄阳六年，为何丞相仍斥责我为叛逆？”

凛冽的寒风卷着飞雪，在公元1276年的囚室里，两位曾经的同僚，如今却以敌我身份相对。吕文焕，这位昔日襄阳的守将，如今身披元朝战袍，却心事重重。他向被押解至大都的文天祥发问，语气中满是困惑和委屈。六年时光，他浴血奋战，为保全城池殚精竭虑，如今却落得个“乱贼”的骂名，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文天祥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悲凉，他语气沉重地回应道：“大宋江山风雨飘摇，即将覆灭，而你，正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若说你不是叛逆，还有谁能担此罪名？就连三岁孩童都唾弃你，更何况是我！” 文天祥的言语如同尖刀，直刺吕文焕的心房。

回首咸淳九年，襄阳城头，吕文焕的铠甲上凝结着层层血污。他每日寅时三刻准时巡视城墙，脚下总能踩到守军在饥饿中啃食草根时崩断的指甲。蒙古军队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轰塌的城墙，百姓们用自家祖宅的梁木修补，那些木头上还刻着“庆元三年吕氏祠堂”的字样。城西白河渡口，无数的尸体堆积成堤，其中一个十五岁的年轻士兵，三天前还拿着用观音土做的“军粮”傻笑，如今却成了冰冷的浮尸。元军使者曾八次送来劝降信，吕文焕将信笺折成纸船放入护城河，任其沉入河底，与腐烂的骸骨为伴。

1273年正月十七的雪夜，吕文焕亲手点燃了城中最后的粮仓。火光映照着他从仓库中翻出的《武经总要》，书页间夹着六年来阵亡将士的名册，墨迹被火焰烤得卷曲变形。当亲兵报告城内已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时，他回想起五年前李庭芝派来的援军，那支试图突破元军封锁的船队，在汉水被铁链绞成碎片的景象。当伯颜的使者带来忽必烈亲笔书写的诏书，许诺保全城中所有人的性命时，吕文焕正用佩刀刮去墙砖上的青苔。诏书上的“保全阖城性命”五个大字，比他六年来收到的任何军令都清晰，都让他动容。开城之日，守军卸下盔甲的声音如同冰层破裂般刺耳，吕文焕特意穿上了初到襄阳时的旧战袍，袖口还沾着他长子阵亡时留下的血迹。

在大都的牢狱中，文天祥看到狱卒送来的饭食上印着“昭勇大将军府”的字样，他冷笑一声，这印记与六年前襄阳求援文书上的官印，出自同一铜模。两人隔着牢门相对，仿佛是襄阳城与临安朝廷的缩影。吕文焕讲述城中百姓啃食皮甲充饥的惨状，文天祥却盯着他腰间新佩戴的元朝虎符，当吕文焕辩解说自己保全了十万生灵时，文天祥反问：“可还记得张贵兄弟的头颅悬挂在敌军战船的桅杆上？”狱中的跳蚤在血痂间爬行，仿佛在重演着宋元之间残酷的战争。大都街头的说书人，将吕文焕开城之举描绘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却无人知晓他暗中吞下襄阳布防图，无人知晓他晚年隐居庐州，每日对着南宋地图演练着不可能的反击。而文天祥就义后，其血渗入青石板，次年春天竟开出紫色野花，被元朝百姓称为“忠魂盏”。 临安沦陷后流散的宫女中，有人成了吕府的婢女，她们私下传言，吕府老爷的书房永远锁着一个檀木匣，里面装着六年来阵亡将士的指甲和牙齿。每逢清明，这位被世人视为“叛将”的吕文焕，会对着木匣独酌，醉后反复书写“尽瘁”二字，墨迹总是被泪水浸染。吕文焕临终前，将珍藏的襄阳城砖磨成砚台，砚底刻着“山河破碎，此心难全”，墨池的形状恰如当年他死守的城郭。文天祥狱中留下的《正气歌》，三百年后被明朝工匠拓印，悬挂在襄阳新城的谯楼，与元代扩建的城墙交相辉映。历史的讽刺在于，吕文焕为保全百姓而作出的妥协，反而加速了江南的统一；而文天祥的坚贞不屈，却为中华文明延续了精神火种。大都城外的乱葬岗上，降卒与忠烈的亡魂之火交相辉映，照亮了那个时代复杂的图景，那里既有求生的本能，也有超越生死的坚守，如同锈迹斑斑的利剑和千年不灭的烛火，共同铸就了文明长河中波光粼粼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