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某山村突发揪心一幕！52岁热心村民连续3天义务帮邻家操办丧事，抬棺至陡坡时突发心梗猝死，棺木坠地震翻引骚动！遗孀哭诉“累死的”索赔9万遭拒，主家咬定“自愿帮忙”。一审中，一纸鉴定揭真相：抬棺负重150公斤成“催命符”，连续高强度劳动直接诱发基础病！经过审理，法院这样判决。一场丧事毁了两个家庭，法律撕开乡村“人情债”潜规则——无偿帮忙≠无责！好心为何变成“致命代价”？这场情与法的较量，您站哪边？
（案件来源：裁判文书网）
暮色中的湘西村落，一声悲怆的哭喊划破天际。52岁的陈永福（化名）循声奔至邻家，只见83岁的王德发（化名）老人安卧床榻，子女王建军、王建民正伏地痛哭。
这个被村民称作"永福叔"的热心汉子，当即挽起衣袖操持起丧事——连夜采买孝布、搭建灵堂、协调出殡事宜，全然忘却自己数日前刚因胸闷就医。
三日后送葬队伍行至村口陡坡，陈永福作为头杠抬棺人突感胸痛如绞。
同杠的吴大勇（化名）察觉异样时，陈永福已面色青紫瘫倒在地。
剧烈震颤中，棺木轰然坠地，纸钱纷飞间，这位义务操持三日的帮工再未醒来。
法医鉴定显示：急性心肌梗死致心源性猝死。
遗孀周淑珍（化名）索赔9万，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周淑珍诉至法院。
王建军坚称："永福叔自愿帮忙，我们没请也没付钱！"周淑珍泣诉："他帮着操劳三天，累得发病走了啊！"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首先，本案中，陈永福与王德发家的义务帮工关系是否成立？
在无偿帮工法律关系中，核心在于判断“被帮工人的接受行为”是否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强调“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的默示同意规则。
本案中，陈永福连续三日参与丧事筹备，从采买孝布到抬棺的全过程，主家王建军兄弟未有任何劝阻行为，反而允许其承担核心劳务（如头杠抬棺），实质上构成对帮工行为的持续性接受。
一方面，陈永福的帮工行为贯穿丧事全程，非临时性、偶发性协助，符合持续性行为参与。
另一方面，王德发家实际受益，丧事作为农村重大仪式，主家依赖帮工完成抬棺等核心环节。
同时，主家作为丧事组织者，完全具备筛选帮工人员、告知风险的能力。
本案法院通过行为外观与实质受益的双重标准，确认帮工关系成立，体现了法律对弱势帮工群体的倾向性保护。
其次，帮工活动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方面，从医学角度，司法鉴定显示，陈永福抬棺时人均负重达150公斤，且连续三日高强度劳动导致肾上腺素激增、血压升高，直接触发冠状动脉斑块破裂，符合急性心梗的病理机制。其死亡并非单纯自身疾病发展结果，而是外因（体力负荷）与内因（高血压病史）共同作用所致。
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若帮工活动显著提升损害发生概率，即使损害由自身疾病引发，仍应认定因果关系。
本案中，抬棺属于明确的高强度劳动，主家未对参与者进行基础健康问询，放任高血压患者从事高危作业，使得本可避免的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
司法实践中，自身疾病通常仅影响责任比例，而非否定因果关系。若帮工活动是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便疾病为主要原因，被帮工人仍须担责。
法院采用“条件关系+相当性”双重标准，认定帮工活动与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最后，本案责任承担比例如何划分？
本案中，农村丧事中抬棺属公认重体力劳动，主家应当预见高血压患者参与的风险，但是，主家未进行基本健康筛查、未提供辅助工具（如滑轮减负）、未安排人员替换轮休。在陈永福发病时，现场无急救设备或专业人员，延误救治时机。
也就是说，主家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不过，陈永福未主动告知近期胸闷就诊记录，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健康状态仍选择参与高危活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同时，陈永福发病初期未及时退出劳动，导致损害扩大。
基于此，法院判定主家承担40%责任、死者自负60%。
对于本案，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