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厦门鼓浪屿黄家花园里，16岁的刘惜芬正蹲在回廊下煎药。药罐子咕嘟咕嘟冒着泡，她攥着蒲扇的手突然停住——楼上传来姐姐的啜泣声，和继母尖利的咒骂：“丧门星！你爹刚咽气就克死亲娘，现在连你弟都病成这样！” 她仰头盯着雕花窗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三天前偷偷给地下党伤员换药时，那个昏迷中还在喊“冲啊”的年轻人，突然浮现在眼前。 “小妹，跟我去博爱医院学护理吧。”二姐黄月华蹲下来握住她冰凉的手。日本人的医院门槛高，可她们姊妹俩愣是考进去了。那年冬天给伤员换绷带时，她第一次摸到藏在纱布里的传单，油墨印着“抗日救亡”四个字，烫得她整宿睡不着。 1945年秋夜，闽中游击队联络员老周在病房塞给她半块烧饼：“小刘同志，组织上需要你在厦门扎下根。”她咽下烧饼时尝到咸味，才发现自己泪珠子砸在了油纸上。从此鼓浪屿多了个穿碎花旗袍的“交际花”，舞厅里国民党军官们争着请她跳探戈。 “刘小姐，听说你连毛森参谋长的酒会都能进？”百货公司老板凑过来搭话。她晃着高脚杯轻笑：“陈老板说笑呢，我不过是个护士。”杯底压着的，是今晚要送出的城防图。第二天报纸刊登某要员“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她正哼着歌给伤员换药。 1949年8月，毛森的吉普车碾过中山路。刑场上血还没干，这个“杀人魔王”把厦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地下联络站里，老周抓着她的胳膊直哆嗦：“你必须撤！姓毛的已经盯上你了！” “周叔，我走了谁给外围同志发信号？”她把发报机零件藏进胭脂盒，转身时旗袍扫过桌角的君子兰。那盆花是给巡警队长太太治病时送的，前天刚传来消息——巡警队换防时间表送到了游击队手里。 9月19日凌晨，门板被砸得震天响。刘惜芬把最后一张名单吞进肚子，对着镜子抿了抿口红。毛森拿枪管挑起她下巴时，她闻见对方袖口的血腥气：“毛长官，我这胭脂可是上海老字号，您要不要给夫人带一盒？” 老虎凳压断第三根木楔时，她咬碎了藏在后槽牙的蜡丸。辣椒水灌进鼻腔的瞬间，她恍惚听见姐姐在唱儿时的歌谣。牢房小窗透进的光从昏黄变成鱼肚白，又变成炮火的红光。10月15日，解放军的炮弹震得牢房顶落下灰来，她突然笑出声：“毛森，你听这炮声多像年三十的鞭炮？” 刽子手来提人时，她正对着破镜子梳头。通往刑场的石板路湿漉漉的，不知是露水还是血水。二十四岁的姑娘哼着《国际歌》，枪响时，对岸正好传来第一声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