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1960年夏天，北京，海淀，中苏谈判桌彻底翻了，列宁头像撤下，合作文件作废，苏联专家全体撤离。 留下来的，什么也不说，撕掉胸章，锁起实验资料，连锅炉图纸都卷走。 一个工程师收拾完箱子，对着身边同事轻声说了一句：“你们有王就够了。” 没人接话，王淦昌的名字，那个瞬间没有响起，但话里有分量。 两年前，王淦昌还在苏联。 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那个地方，冷，墙上全是俄罗斯语公式，粒子实验一套接一套。 王在那儿做出了“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实验结论。国际刊物连续刊发，签名栏写着“K.C. Wang”。 学术圈震动了几天，消息传到北京，相关部门当夜发电：“立即回国，归队归建。” 王没有犹豫，离开前，所里为他开了欢送会，几位苏联科学家说，“你走以后，这儿会冷清。” 王笑了笑：“不，那里更冷。” 他指的是戈壁滩，回国不到三个月，档案封存。名字改了，叫“王京”。 文件不署名，报纸不出现，亲属不通邮，连自己家的信箱号，都成了国家机密。 钱三强召集几人会谈，说：“研究院技术断档，炸药透镜没人会做。”目光转向王。 王点了下头，没提条件。 那天晚上，几张爆轰曲线图摊在铁皮桌上，王坐到天亮，旁边人合衣而睡，他没起身。 第一张原子弹模型图纸，在那一夜画出轮廓。 苏联带走了大部分设计文件，更要命的是，他们销毁了“透镜爆轰”的中控算法。 要把一团炸药做成立体冲击波，精度要控制在微秒级，一个角度错，全部作废。 研究组从零开始，手头只有几篇参考译文，王亲自画草图，再逐个参数推演，误差从百分之二压到千分之三。 实验要实地测压，一次测试用到“真空浇注法”，外层钢壳断裂，差点炸开，他没退，戴上铅手套爬过去，看引线是否短路。 风沙打在护目镜上，镜片模糊，手指被炸药烧破，他说：“数据没断。” 1964年，戈壁滩西部，10月16日，地面试验场，王最后确认一遍测控信号，通讯员拿着秒表，一动不动。 “倒数，30秒。” 身后土丘下，几十人全趴下，王没躲，站在测控车后，望着远方。 光爆的一瞬间，地平线像被切断了，烟柱直冲九千米，火球覆盖半边天。 通话器里一片嘶响，几秒后，一个声音喊：“成功！” 他没说话，只是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T+0，曲线吻合，传感器全部回收。” 没人知道，这一刻他等了整整17年，隐姓埋名期间，王从未回家过年，老宅门口的门牌号换了三次，妻子只能通过内线知道“人在信箱里”。 信箱没有回音。 一次，有人偷偷塞了封信在试验基地门口。写着：“你还在吗？” 王收到信，把它烧了。没回一句。后来有人问：“那是谁？” 他只说：“是旧事。” 氢弹结构复杂得多，涉及聚变点火、铀包层、高温中子反应，这些，没有现成材料。 设计室通宵灯亮，王的办公桌上堆着手绘草图，核模型密密麻麻，热中子吸收曲线画了三百多页。 一次实地试验中，高温冲击波把三号感应器炸断，他一边咳嗽，一边翻开备用测量表。 “后备数据有用。可以比对。” 那天晚上，他背着氧气瓶检查设备，同行两人晕倒，他独自回来。 1967年6月17日，氢弹成功。 苏联用了七年，美国用了七年，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 试验结束那天，王没有庆功，回办公室，把数据交给接替组，然后安静离开。 1978年，王淦昌恢复真实身份。 院士名单公开时，他排在第一列，“王淦昌，核物理研究专家。” 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更不知道，十多年前那句“你们有王就够了”说的是谁。 王从未回应这句话，他在讲座上只说：“武器是一个国家的骨骼，没有骨骼，站不住。” 讲座结束，没有提问环节，他径直离开，坐车回家。 晚年，他推动863计划。 航天、激光、核能、生命工程，多个研究线条拉开，一次汇报会上，他掏出笔记本，提出“微尺度核聚变探测应提上日程”。 参会者一愣，这项研究，难度巨大，没人想过他还关注。 王笑了笑：“你们以后还要做几十年。” 1998年，王淦昌去世，讣告发布当日，小行星“2569”以他命名。 那颗行星轨道稳定，运行周期2027天，国际天文联合会发来贺电。 文件可以撤，技术不能撤。人可以隐，数据不能失。 苏联专家走时撂下那句话，原意不详。有人说是安慰，也有人说是嘲讽，没人再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