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子到了府衙，就不再是家里的。周氏写信催要家用时，左宗棠没有立刻回。 他看了信，没说话，放在茶几上，站了半天。 他当时是闽浙总督，一年收入近四万两。每年寄给家里的，只有两百两。 两百两，买不下一处杭州的四进四出大宅。可他官居一品，有的是人奉承，送礼，求办事。周氏不信。 她怀疑他养外室，也怀疑他贪污藏私。 左宗棠却说：钱没有进家，全用在外头。 他不信子孙能守得住钱。他怕一旦家里富了，孩子们就废了。 老家曾出过几位读书人，但都因家道中落，没走远。 他自己也一样，走上仕途前，靠借债读书，怕儿子们吃饱饭，读书心就散了。 他把养廉银压到最低。花钱大方，但从不为家里，宁肯修堤坝，不给儿子换张书桌；宁肯建学堂，不给妻子添身冬衣。 有人劝他：“官做这么大，怎能不顾家？”他冷笑一声：“你去边地看看，百姓饿成什么样了。” 收复新疆时，清廷拨款不到位，他把自己的银票全压上，鱼雷、地雷、洋枪炮，都是自费采购。 甚至自制棺木，随军带着。别人是押粮，他是押命。 后来他向胡雪岩借了五百万两。 以关税做抵押。朝廷没同意。他自己签字担保。有人骂他：“押海关，就是卖国。”他没回嘴，只说：“借不到钱，军就垮了。” 打完仗，朝廷表彰他，但钱没还，自己扛下全部债务。 河南大旱时，仓廪空了，他卖掉杭州的宅子，换银赈灾，亲信劝他留点，家里孩子还小。 他一句话压下：“要死都得一起死。” 船政学堂、制造局、兵工厂，左宗棠一手推起来。钱从哪来？没有预算。他从自己俸禄中一笔笔挤。 他曾资助湖南学子百余人，每年返乡考试，吃住行全部负担。 他还规定：“不能用来走亲访友，一律住宿书院。”有一次账出错了，他当晚让账房重写，连夜送到福州。 家中却冷锅冷灶，次子左某在家翻修旧屋，左宗棠闻讯，气得发抖。 写信怒骂：“你一个读书人，头脑才染点肥肠气，就敢盖屋张扬？这是想做地主？” 修完后他强令拆除，孙子问：“祖父如此清廉，有何好处？”他摇头，说：“好处不多。但能睡稳觉。” 他写遗嘱时，规定每个儿子只能分五千两。剩下的，全用作清债和抚恤旧将。 有人说他傻。临终时只剩三万五千两遗产，比不上李鸿章一顿寿宴。 可谁敢说他不忠？慈禧曾秘密派人查他，弹章不断。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来查我账，但记得也查查军账。看看朝廷给过几两，军里花了多少。” 查来查去，查出朝廷倒欠他银数百万。 美国人贝尔斯，见过他账册后，说：“这人固执，但没贪过一文。” 家里人始终不懂，周氏去世前，也只收到丈夫一次回信：“钱用完了。”信纸上还有雨水印迹。她以为是洒水，其实那天左宗棠在前线。 兵临城下。左宗棠还在写信回家。 战争后，他不愿回乡，怕村里人求情，怕亲戚伸手，说：“回去见一面，破我三十年心血。” 他说话重，做事狠。但心软得很。 有一回，看到乡中有贫女卖身葬父，留下半月薪水，匿名寄出，第二年春天，那女子考中女学，成了全乡第一个女教谕。 这事他从没说过。是账房私下提起的，左宗棠不是不爱家。他只是怕爱得太多，把骨头软了。 李鸿章去世时，门前挤满门生、亲友、商贾，送的花圈堆满三街六巷。左宗棠死时，只有五百名旧将跟在灵柩后步行三日。 那年冬天，湖南连下三场雪。朝廷下诏，十年内不得弹劾左宗棠。 他的墓志铭只写了八个字：“养廉不肥家，事国无私情。” 留下的，不是银子，是一笔死也不肯让别人碰的清账。 银子花得干净，事做得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