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一天刚进家门，就看到妻子李蕙仙，她笑着说：“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你就和桂荃圆房！”梁启超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气说：“不行，是我和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制，我要是纳妾，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娘，我饿了。”五岁的梁思礼扯着王桂荃的衣角，她回头一笑，从灶台上端下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屋外是1968年的寒冬，牛棚的风吹得她手脚冰凉。她摸了摸孩子的头，轻声说：“吃吧，娘在这儿。”可那时的梁思礼早已长大成人，远在千里之外，这不过是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画面罢了。
王桂荃靠在墙角，喘息渐弱，谁也不知道，这个操劳一生的女人，究竟还有多少力气能撑下去。她的孩子们呢？他们还记得这个从不喊苦的“娘”吗？
1968年的乡下，牛棚散发着潮湿的霉味，王桂荃蜷缩在角落，瘦弱的身子裹着一件破棉袄。她盯着屋顶漏下的星光，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孩子们小时候的笑声。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梁家还住在北京的大宅里，院子里种着李蕙仙最爱的海棠花，每到春天，满树粉白，像是要把所有的苦都盖住。可如今，海棠花没了，梁家也没了，她却还活着，活得像个影子。
转眼回到1903年，那是个改变她一生的夜晚。梁启超刚从横滨的报社回来，风尘仆仆地推开家门，屋里却飘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李蕙仙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块刚绣好的帕子，见他进来，笑着起身：“回来了？我跟桂荃说好了，今晚她就跟你圆房。”
梁启超脚步一顿，皱起眉，低声嘀咕：“这怎么行？我跟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制，纳妾算怎么回事？”李蕙仙却不以为意，嗔道：“别装了，康有为还不是照样儿女成群？再说，桂荃不是外人，她在我身边十几年了。”
王桂荃站在一旁，低头摆弄着衣角，脸上看不出喜悲。她原名王来喜，生在四川广元一户穷苦人家，名字是父母给的期盼，可惜没给她带来多少福气。母亲早逝，父亲撑到她四岁也撒手人寰，继母嫌她是个累赘，转手就把她卖给了人贩子。
六岁那年，她被带进李家，成了李蕙仙的贴身丫头。那时的她瘦得像根柴，手脚却麻利得很，李蕙仙喜欢她的老实，梁启超则看中她的勤快，亲自给她改了名——王桂荃，寓意清香持久，像桂花一样不起眼却让人难忘。
那天晚上，梁启超最终拗不过妻子，点了头。可他心里始终有个疙瘩，他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旗手，公开喊着一夫一妻的口号，怎么能自己打自己的脸？于是，王桂荃进了梁家，却没名没分，只得了个“王姨”的称呼。
她不抱怨，也不争辩，只是默默接过了李蕙仙递来的担子。那时的李蕙仙刚生下梁思成，身子虚得站都站不稳，为了让梁家香火延续，她宁愿推着丈夫接受这个安排。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桂荃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她生了六个孩子，从梁思永到梁思礼，每个孩子都带着她的影子，可在梁家，她从不敢让他们叫自己“母亲”。李蕙仙在时，她把两个女人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疼，缝衣做饭，熬夜守着发烧的小脑袋，连梁思成后来都说：“娘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她从不说苦，可我们都知道。”
1924年，李蕙仙病逝，临终前拉着她的手，声音细得像风：“桂荃，孩子们就交给你了。”她含泪点头，从那天起，梁家的天塌下来，都是她一个人扛。
1929年，梁启超去世，家里的光景更差了。最小的梁思礼才五岁，最大的梁思成也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家里一贫如洗。王桂荃咬着牙，把能卖的都卖了，房子没了，首饰也没了，她甚至跑到街头给人洗衣缝补，只为凑齐孩子们的学费。
梁思礼要去美国读书时，她翻遍了箱底，凑了400美元，送到他手上时，手抖得厉害，却只说了一句：“好好学，别回来丢人。”
孩子们渐渐长大，梁思永成了考古学家，梁思达钻研经济学，梁思礼投身航天，一个个成了国之栋梁。可就在他们展翅高飞时，时代变了。那一年风暴席卷而来，梁启超的名字成了名单里的对象，王桂荃被赶出家门，流落到乡下牛棚。
她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收拾起那点可怜的家当，搬进那个四面透风的破屋。1968年，她病倒了，肠癌折磨得她连粥都咽不下去，三天后，村里一个放牛的老汉才发现她没了气息。没人知道她葬在哪里，梁家后人找遍了山坡，也只剩叹息。
1995年，香山脚下，梁思达和梁思礼带着儿孙们，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白皮松。他们叫它“母亲树”，树下立了块碑，刻着“王桂荃”三个字。
那棵树四季常青，像她一样沉默却坚韧。梁家九个孩子，三人成了院士，其余也各有成就，这背后，是一个女人用一生换来的光。
王桂荃走了，没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那棵白皮松，在风中静静诉说。她用半辈子的苦，撑起了一个家，也撑起了几代人的梦。
母爱无言，却能穿越岁月，香山下的白皮松还在长，而她的故事，像树根一样，深深扎进每一个听过它的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