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竞武被捕，敌人见他不屈服，就把他活埋。当泥土将他全部埋没时，敌人正准备离去，没想到泥土却突然动了起来！
1949年5月18日凌晨，上海郊外，一片荒凉的土坡笼罩在薄雾中。几个国民党特务挥着铁铲，将最后几捧泥土抛进坑里，盖住了被捆得结实的黄竞武。坑里的他，双手被绳子勒出血痕，腿骨早已被打断，只能无力地蜷缩着。
泥土一层层压下来，空气越来越稀薄，特务们拍拍手，正准备转身离开时，脚下的土堆突然抖了一下——像是有人在下面拼命挣扎！一个特务愣住了，低声嘀咕：“这家伙还没死？”
另一个赶紧跑去旁边的河塘，提来一桶冰冷刺骨的水，狠狠泼下去，泥土瞬间变得湿重。随后，几人跳上土堆，用力踩踏，直到再也听不到一丝动静，才松了口气，慌忙逃离现场。
这不是电影里的戏剧化镜头，而是真实发生在黄竞武身上的悲壮一幕。他是谁？为什么会被如此残忍对待？他究竟在守护什么秘密，让敌人如此恐惧又愤怒？故事的答案，要从那片动荡的年代说起。
黄竞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炎培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小时候的黄竞武，家里满是书卷气，窗外却时常传来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和远处码头的汽笛。
他13岁考入清华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更凭实力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1929年，26岁的他拿下硕士学位，站在波士顿的港口，望着远处的海平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回国后，他先被派往湖南沅陵做盐务稽核所所长。那是个混乱的年代，盐商勾结地方势力，私自抬价、偷税漏税，百姓苦不堪言。黄竞武一上任就雷厉风行，查账本、改制度，硬生生把当地盐务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办公室里，他常熬到深夜，桌上摊开厚厚的账簿，油灯映得他脸色苍白却眼神坚定。可这也惹恼了那些盐商，他们先是送来金条想收买，见他不为所动，就暗中散布谣言，诬陷他贪污，甚至联手地方官要把他挤走。黄竞武却没退缩，他拍着桌子对下属说：“我拿国家的俸禄，就得对得起这份责任！”最终，他的才干被上面看中，调往中央银行，暂时脱离了那片是非之地。
时间快进到1949年，上海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败局已定，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密谋将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偷运到台湾。这笔财富若是被运走，留给新生的上海将是一座空城，600万市民怎么办？
黄竞武时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同时也是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早已暗中协助中共地下党。他得到情报后，眉头紧锁，独自站在外滩的办公室窗前，望着黄浦江上的滚滚波涛，心里翻涌着无数念头。
他决定拼一把。他召集银行里几个信得过的同事，秘密策划了一场罢工。深夜，银行大楼里灯光昏暗，他低声对大家说：“咱们不能让这笔钱落到贼手里，这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罢工当天，外滩人声鼎沸，工人们举着牌子堵住库房大门，黄竞武还冒险联系报社，把国民党偷运计划捅出去，登上了次日的头条。舆论哗然，工商界、金融界纷纷站出来施压，国民党高层气得摔了杯子，但偷运计划只能搁浅。
这下，黄竞武彻底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5月12日早上，他刚踏进中央银行404办公室，几个黑影从角落扑上来，蒙住他的眼睛，用麻绳绑住双手。他被拖上一辆警备车，车轮碾过外滩的石板路，发出刺耳的声响。同事们只听到一声闷响，回头一看，人已经没了踪影。
被捕后，黄竞武被关进南市南车站路190号的保密局监狱。那里阴冷潮湿，墙上满是斑驳的血迹。特务们为了逼他说出民建成员名单和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用尽了手段——电击、拔指甲、打断腿骨，他疼得满头冷汗，却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吐。
审讯室的灯光昏黄，照在他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脸上，一个特务狞笑着问：“黄竞武，你不怕死吗？”他喘着粗气，挤出一句：“你们怕新中国，才会这么狗急跳墙。”
5月17日深夜，特务们没了耐心，决定灭口。他们把黄竞武押到郊外，推下土坑，开始活埋。泥土盖过他的胸口时，他还能挣扎着喘息，甚至试图用仅剩的力气扒开泥土。
那一刻，他脑海里闪过的是什么？是父亲黄炎培的叮嘱，还是对即将解放的上海的期盼？没人知道。但特务们听到了土里的动静，心虚地泼水、踩踏，直到一切归于寂静。
八天后，上海解放。6月初，人们在保密局旧址挖出黄竞武的遗体，遍体鳞伤，一只眼睛被挖掉，手脚残断，却依然保持着倔强的姿态。消息传开，市民们自发走上街头悼念这位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