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安徽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旱灾考验。从年初开始，连续十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原本奔腾的河流变成了干涸的河床，水库见底，土地龟裂。面对这场严峻的自然灾害，中共安徽省委在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掷地有声地指出："现在必须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粮食就多收一斤，能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如果保不住收成，其他都是空谈！"他忧心忡忡地说："农民现在穷得连返销粮都买不起，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片土地撂荒，否则明年的日子会更难过。与其让土地荒着，不如让农民自己耕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多种些保命粮度过灾荒。" 经过深入讨论，省委果断作出"借地渡荒"的决定。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凡是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植小麦和油菜；超出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算征购任务，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同时鼓励农民开荒，实行"谁种谁收谁有"的原则，国家既不征收公粮，也不分配统购任务。虽然"借地渡荒"在历史上并非首创，但这次的政策与以往有着本质区别——它不仅调动了农民的抗灾积极性，让全省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推行的包产到户改革埋下了伏笔。 政策出台后，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响应省委号召，将土地借给农民种植"保命麦"，每人分得0.4亩地，实行自种自收。这一举措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农民心中尘封已久的改革愿望。他们开始悄悄突破禁区，在大田种植中尝试包产到户。山南公社的做法很快产生了示范效应，周边山南区的许多生产队纷纷效仿。到1978年底，全区1006个生产队中，有776个实行了包产到户，186个实行了包产到组，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浪潮正在悄然兴起。 这一情况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1979年2月2日，省委派出由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带队的六人工作组，专程前往山南公社进行试点调研。工作组发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部分基层干部仍心存顾虑。万里书记得知后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无非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现在中央刚开过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过去批判的是不是都错了？书本上没有、文件上没有的东西，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突破？我认为至少应该允许试验。" 在省委的坚定支持下，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经验迅速在肥西县推广开来。1979年春季，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比例达到23%；到了夏种时节，这一数字上升到37%；秋种时发展到50%；到年底时，已经高达97%。这场由农民自发发起、政府引导支持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肥西县农业生产的局面。 1978年，小岗生产队尝试了包干到组的办法，先是分成4个作业组，效果不佳；又细分为8个组，依然不见起色。就在这年11月24日的寒夜里，18户农民的代表悄悄聚集在一起，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把土地彻底分到户。他们仔细丈量了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口分包到各家各户；将10头耕牛作价分配，两户合用一头；国家的征购任务、贷款偿还、公共积累和各类补助款也都按人头分摊。这次秘密会议还立下生死状："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谁也不能说出去"，"要是因为这事倒霉了，我们村干部的孩子大家共同抚养到18岁"。这份按满红手印的契约，如今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历史见证。 转机来得比想象中更快。1979年秋收时节，小岗生产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粮食总产达到13万多斤，是上年的6倍，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3.5万斤，超过了之前20年的总和。18户人家中有12户收了上万斤粮食，全队饲养生猪135头，创下历史新高。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23年来从未完成过公粮任务的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近3万斤粮食和2.4万多斤油料，还破天荒地偿还了800元国家贷款。社员人均口粮达到800多斤，人均收入371元，彻底告别了吃救济粮的历史。 1980年春节前夕，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专程来到小岗生产队考察。欣喜若狂的村民们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塞进万里和随行人员的衣兜里。这个朴实的举动让万里热泪盈眶。回到省里后，他在省委常委会上特意拿出这些花生请大家品尝，动情地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有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群众生活能改善，就是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