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辩解道：“现在在文艺界刮起一股风，对我这个人，对我的创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时，我意识到，有必要站出来，自己把自己说清楚：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干起文学这一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中国领导的革命胜利，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我很早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一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就是一个代表人物，这是谁也否定不了，谁也污蔑不成的。”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浩然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农村题材作家，其创作风格和主题选择始终与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在这种背景下，浩然的短篇小说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更热衷于描写农村日常生活中新与旧的碰撞，而非当时主流文学所强调的激烈斗争。 浩然的《喜鹊登枝》等作品确实展现了新农村建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比如年轻一代如何摆脱封建思想束缚、新式婚姻观念如何冲击传统包办婚姻等。这些故事往往通过家庭矛盾或个人思想转变来呈现社会变革，比如《新媳妇》里描写的新媳妇如何用新方法解决婆媳矛盾，《夏青苗求师》展现的知识青年下乡后与老农的思想碰撞。 当时的文学创作环境要求作家必须把阶级斗争作为核心主题。在这种氛围下，浩然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自然显得"不够革命"。但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相对温和的创作风格，使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他笔下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农村场景，反而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提供了珍贵素材。 1964年徐文斗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长文《谈浩然的短篇小说》，像一记重锤敲响了当时农村题材创作的警钟。这位评论家用一万五千字的篇幅，把浩然作品中"对两条道路斗争描写不足"的问题掰开揉碎地剖析了个透。他指出的问题直指要害：浩然那些描绘农村新气象的小说，就像隔着层纱看风景，光顾着展现新式农具、互助组里的欢声笑语，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在田间地头展开的殊死搏斗给虚化了。 其实浩然不是没尝试过写这类题材。他早年的《新春曲》里写过个生产队长，发现社员偷藏红薯后，既没开批判会也没扣工分，而是带着大伙儿开荒种地。这处理方式现在看挺有人情味，但在当年却犯了"温情主义"的大忌。评论家们要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面：队长该当场掀翻红薯筐，指着社员鼻子骂"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才叫"深刻反映阶级矛盾"。 这种创作导向让不少作家都犯了难。有位写惯了田园诗的作者，被逼着写阶级斗争小说，结果把恶霸地主写成瘸腿驼背的丑八怪，活脱脱从年画里抠下来的反派。这种脸谱化描写，连小学生都能猜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还有半点现实主义的味道？ 浩然自己也栽过跟头。1962年他憋着劲想突破，关起门来啃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想着学点"艺术技巧"。结果呢？写出来的短篇小说被批"不接地气"。有回他描写个女社员在月光下纺线，本想烘托劳动美，却被说成"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下他算明白了：在当时的创作语境里，技巧再高明也白搭，得把斗争这杆大旗扛稳喽。 转机出现在八届十中全会后。浩然在创作笔记里记着这么件事：有天他正在公社蹲点，忽然听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消息像炸雷似的在他脑子里轰响，手里的钢笔差点戳破稿纸。他连夜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现过去那些被他忽视的细节——祠堂里算账的账本、地契上的血手印、分田时丈量土地的麻绳——原来都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这之后浩然的创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写《艳阳天》时，专门给反面人物马小辫设计了套"连环计"：先假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后偷卖队里的耕牛，最后还想放火烧仓库。这情节听着像评书，但浩然写得煞有介事，连马小辫偷牛时哼的小调都记下来了："月黑头，风满楼，老牛认得旧犁头……"这种戏剧化处理虽然夸张，却符合当时对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认知。 不过这种转变也带来新问题。浩然后来自己也承认，有时为了突出阶级斗争，把人物写得像提线木偶。比如《石柱子》里那个老地主，临死前还攥着地契念叨："十八亩水浇地……"这种符号化描写虽然符合要求，却少了点人味。有读者来信说："看浩然的小说，好人像菩萨，坏人像夜叉，就缺个喘气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