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是毛主席的秘书，两人共事10年却被调走，临走前毛主席跟高智说：“你在满足我一个要求吧”。
1962年的中南海，春日的阳光洒在颐年堂的青砖地上，高智抱着女儿匆匆赶来，推开门，却看见毛主席站在窗前，背影瘦削而坚定，仿佛在等待一个重要的告别。值班同志的电话还萦绕在耳边：“主席下午三点要找你谈话！”
高智心头一紧，顾不上多想，将女儿交给同事，整理了一下衣襟，迈进了房间。屋内的空气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毛主席转过身，脸上带着熟悉的笑意，挥手示意他坐下。
“高智啊，你在我身边十年了吧？”毛主席的声音温和，像冬日里的一炉炭火。高智点点头，喉咙却有些发紧。十年前，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怀着忐忑和激动，从叶子龙主任手中接过调令，来到毛主席身边。那时的他，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毛主席却笑着说：“高智这名字不得了啊！”一句玩笑，化解了年轻人的局促，也拉开了十年共事的序幕。
毛主席点燃一支烟，目光穿过袅袅烟雾，缓缓说道：“你一直干得很好，我很满意。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是想继续留在我身边，还是有别的打算？”这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高智心头泛起涟漪。
他想起两年前，1960年毛主席生日那天，中南海的饭桌上，简单的几盘素菜，一盘辣椒，气氛却格外沉重。毛主席说：“老百姓遭了灾，我心里难受……你们不能老浮在表面，得去基层，向群众学习！”高智第一个举手：“主席，我去！”
那次下乡，高智去了信阳，风吹日晒，田间地头，他看到农民的艰辛，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回来后，他把报告一字一句写下，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读完，拍着他的肩膀说：“讲真话，这就是我要的！”从那时起，高智明白了，毛主席不仅是一位领袖，更是一位时刻想着人民的老师。他教导高智，共产党员要扎根基层，不能“浮在表面”。
坐在颐年堂的沙发上，高智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主席，我舍不得您，想一辈子在您身边。可您说过，人不能老浮在表面。我下乡后，觉得您说得太对了，我想回陕西，回家乡工作。”毛主席听罢，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又带着几分不舍。他点点头，笑着说：“好，那就回西安，把工业、教育、农业都搞起来！不过，你得答应我，遵守组织安排。”
高智用力点头，鼻尖却有些发酸。他想起转战陕北的日子，自己常为毛主席打前站，风雪中跋涉，毛主席却总惦记着同志们的冷暖。那次东渡黄河，毛主席的老青马被挤下河，拼命挣扎才游上岸，毛主席却笑着说：“这马跟我一样，命硬！”如今，毛主席又提起黄河，半开玩笑地说：“高智，你先去陕西打前站，我随后就来，骑着马，沿黄河走一趟！”
谈话接近尾声，毛主席突然说：“临走前，满足我一个要求吧，咱俩拍张合照，留个纪念。”高智愣住了，毛主席很少与人合影，这份信任让他既激动又感动。院子里，摄影师吕厚民架好相机，阳光洒在两人肩头，毛主席笑得慈祥，高智站得笔直，镜头定格了这一刻。
拍完照，高智的女儿跑了过来，扬着小手要爸爸抱。毛主席摸摸小女孩的头，笑着说：“来，抱着她，咱们再拍一张！”吕厚民手疾眼快，按下快门，留下了第二张珍贵的合影。
1962年5月7日，高智正式离开中南海，回到陕西。他先后在省委研究室、延安等地工作，低调而踏实，从不提及在毛主席身边的十年。1964年，毛主席开始筹划第二次考察黄河，高智得知消息，特意沿黄河调研，记下每座山、每条沟，准备迎接毛主席的到来。
1965年1月13日，他再次来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兴致勃勃地问：“黄河沿途怎么样？陕北的小米还香吗？”高智一一回答，毛主席却叹了口气：“我老是脱不开身，陕北，我还是想回去看看……”
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高智如遭雷击。那晚，他喝着酒，泪流满面：“主席，您还没回陕北，没骑马沿黄河走一圈，怎么就走了呢……”他写信请求参加追悼会，却因种种原因未获批准。直到李敏的电话打来：“高叔叔，你怎么不来悼念爸爸？”高智连夜带着妻儿赶到北京，在毛主席的遗像前，泪水再也止不住。
多年后，高智的女儿翻出那两张泛黄的照片，父亲抱着她，毛主席笑得慈祥。她想起父亲常说：“主席教我做人要实在，干事要为人民。”高智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直到2016年去世，他仍珍藏着那份与毛主席的合影与回忆。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不仅体现在高智一人身上。1960年代，他多次要求身边同志下基层，了解民情，甚至亲自为他们准备药品和物资。毛主席对陕北的感情尤为深厚，1935年至1948年，他在延安度过了13年，陕北的小米、窑洞、黄河都成了他心中的符号。他曾多次提及要重游黄河，但因国事繁忙，始终未能成行。
高智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参与了多次重要文件的传递与整理，他的低调与奉献，正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党员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