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病潘祖年病重，18岁的寡居孙媳在床前照料。就在孙媳扶他起身喝水时，他突然用尽力气，一把箍住她手腕：“我走后，那两只樟木箱，比命重！守住它。”嘶哑的气音带着濒死的决绝。 年轻的孙媳不敢抬头，喉咙因为紧张半天发不出一个声音：这担子实在太重了。 从她嫁入潘家的那天起，她就知道潘家有两个樟木箱，潘祖年把它们看得很紧，除了他自己，从不肯让人接近，更不肯让外人知晓。她只知道，箱子里面装的东西，潘祖年看得比命还重。 可现在，潘祖年却要将这两个箱子交给她，这意味着，她这一辈子都得留在潘家守护。可三个月前，她新婚的丈夫突然离世，而她只有18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她不愿意为了这两个箱子搭上自己的一生。 她用余光撇了一眼潘祖年，发现他神情绝望，眼中全是近乎哀求的渴切。 不知怎么的，她突然鼓足了勇气，回握住潘祖年的手，看向他浑浊而期待的目光，用力点了点头，清晰而郑重地说道：“祖父，我答应您！” 听到这句话，潘祖年浑浊的老泪瞬间滚落，“潘家，终于有后了！”他紧紧攥着孙媳的手，仿佛要将毕生的力量传递过去。 “大盂鼎，大克鼎，潘家的魂，中华的宝，人在鼎在，誓不落外族之手！”一阵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气流送入她的耳中，那是两个足以撼动历史的名称，以及一句比山还重的嘱托：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印，深深镌刻在她的心上。 潘家，苏州四大名门之首。潘祖年的哥哥叫潘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郎，执掌南书房40年，是光绪帝倚重的股肱之臣。 潘祖荫一生痴迷金石，视鼎彝为生命。因为没有孩子，潘祖荫在临终前将自己毕生所藏，全部给了弟弟，其中最珍贵的，就是来自西周的两尊巨鼎：大盂鼎、大克鼎。 这两尊鼎，器型雄浑，体型巨大，纹饰繁复，腹内更铸有数百字长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制度、文字的无价之宝，价值无可估量。 为了保护大鼎的安全，潘祖年秘密将宝鼎从京师运回苏州故宅。 回到苏州后不久，潘祖年就染上重病，他的儿子早逝，小辈中成年的，只有一个18岁的孙子：潘承镜。可不曾想，新婚不过三个月，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孙子也遽然病逝。 潘家男丁凋零，只剩下孤儿寡母和几个懵懂孩童。偌大家业，千斤重担，瞬间压在了那位新婚守寡的孙媳：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女子肩上。 潘祖年将孙媳的名字改为“潘达于”，写入潘氏族谱。 潘祖年死后，潘家迅速败落。昔日车马盈门的豪门，一度沦落到要靠典当度日、赁屋而居的地步。生活的窘迫如影随形，压得潘达于喘不过气。 一日，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商人带着翻译，趾高气扬地闯入潘家，“六百两黄金！外加上海霞飞路一栋洋房！换那两口鼎！” 六百两黄金，足以让潘家瞬间摆脱贫困，过上奢华生活。潘达于听着翻译的话，神色平静如水，淡淡回了一句：“不卖。”商人愕然，悻悻而去。 美国商人走了，但觊觎大鼎的人并没有因此消失，淞沪会战后，苏州沦陷，日军早就听说潘家有稀世大鼎，上门抢夺只是早晚的事，转移大鼎，刻不容缓。 那年的中秋节，天上没有月亮，又因为发电厂被炸，整个苏州都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除了警报声和轰炸声，什么都没有。 当人们都拼命往城外逃跑的时候，潘达于举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站在空旷的庭院中央，紧张地盯着着紧闭的大门。 在她的低声指挥下，几名忠实的工匠屏住呼吸，将两个裹了层层油布，巨沉无比的樟木箱，小心翼翼地放入庭院中央预先挖好的深坑中。然后一锹一锹把泥土盖在上面，接着铺上一层厚实的方砖，再细细撒上泥土、草木灰掩盖痕迹。 地面很快恢复了原状，就好像从来没有被挖过一样。做完这一切，潘达于就趁着夜色，悄悄逃到城外避祸。 她前脚刚走，后脚满载日军的卡车就咆哮着冲到了潘家门前！凶神恶煞的士兵跳下车，不由分说，架起了笨重的抽水机。轰鸣声中，潘宅前那方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荷花池，碧水被强行抽干，露出了乌黑的淤泥。 士兵们不顾肮脏，纷纷跳入池中，挥舞铁锹疯狂挖掘，泥水四溅。他们笃信，宝鼎必藏于池底！然而，池底被翻了个底朝天，除了烂泥碎石，日军一无所获。 之后的几个月，潘家老宅成了日军的重点“光顾”对象。一队队日本兵如蝗虫过境，用刺刀撬开每一块地砖，用铁镐砸碎墙壁，在花园里、回廊下、甚至假山石缝中胡乱刨挖。最疯狂时，一天之内竟搜查了七次！ 但无论日军如何威逼利诱，哪怕是以性命相胁，关于宝鼎的下落，潘家上下无一人吐露半字。 “人在鼎在”的誓言，早已融入潘家每一个人的骨血。 1951年，新中国万象更新。潘达于给华东文化部寄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她愿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 如今，这两尊象征着中华文明源流的西周重器，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当人们驻足在它们恢弘的器型前，解读那穿越时空的古老铭文时，不应忘记那位在苏州深宅里，以柔弱之躯对抗乱世烽烟，默默守护了它们三十年的女子：潘达于。 她的名字，与国之重宝，一同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