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一个晚上，北平八道湾家中，周作人被捕。面对枪口，他只站起淡然说了一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风度颇佳。但他的风度，也可能是硬撑的，甚至都没能撑多久。因为他随后就指控来人“偷”了他两样宝贝，一枚寿山石印章、一块摩凡陀牌机械手表，他还估算出了总价，在800元左右。当然了，那时的他，已被“打入另册”，是“贰臣传乙编”人物，控告早无人理睬，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那时候，抗日战争刚打完，那些给日本人当过差的人都被清算。周作人这个大文人，也因为给日本人当过官，被人说是“国贼”。他这事儿，在当时的中国文化圈里，可算是个大新闻，让人想不透。 那天晚上，八道湾周家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响起枪声。周作人看着拿枪的士兵，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我可是读书人，你们别这样。”看他这样子挺淡定，但说不定心里慌得很。后来，他还说士兵“偷”了他两样值钱的东西：一个寿山石刻的章子，还有一块摩凡陀的机械手表，加起来值800块呢。可那时候，他已经被划到黑名单上了，说啥也没人信，更没人管。为啥周作人这位大文化人会走到这一步呢？背后的故事挺复杂，也挺让人感慨的。以前，他是个坚决反对日本的人，写了很多文章来揭露日本的坏心思。可到了1939年前后，他却突然转变，跑去给敌人干活了。有人猜他是假装投降，暗地里可能有秘密任务，但这些说法都没啥真凭实据，而且王定南后来也明确说了不是。其实，周作人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局势太糟糕了，抗战没啥希望，早点投降还能保护家人不受苦。这种想法和他的好朋友钱稻孙一样，都觉得像历史上南迁的王朝那样，失地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胜利没了信心。 虽然生活困难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但关键还是他的想法有问题：太懒、太胆小，还看不起自己。他曾跟郑振铎说，跟敌人斗是不可能的，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打败他们。胡适一开始也这么想，但很快就明白了“议和”就是白搭，最后坚定地站到了抗日这边。 到了晚年，周作人想为自己开脱，说他是为了减少教育界的反动行为，还说得自己好像牺牲很大似的。但这种说法，大家都不太买账。还有件事儿，1940年的时候，陶希圣也犹豫了，派人去问周作人怎么办，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这事儿不能做”。看来，就算是投降了，周作人心里也挺后悔的，但后悔也来不及了。最后，周作人因为当了汉奸被判了刑，这使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被人们忽略了。这位文学大家的悲惨结局，既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造成的，也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