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古建筑，榫卯结构的光环几乎无人不晓。它支撑起斗拱飞檐，构筑了我们想象中的殿宇楼阁。不过，在榫卯被奉为木构智慧的圭臬之前，一种同样古老、甚至可能原理更基础的木构技术，却似乎悄悄隐没在了历史深处。它，就是“井干式”结构。 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用圆木或方木，层层交错叠加，在转角处砍削或开槽，让木材相互咬合，以此构成承重的墙体。因其形态酷似古代水井的木结构井壁支护而得名，直观、朴实，甚至带点“笨拙”。 那么它真的比榫卯更早吗？ 从营造逻辑上看，将木头直接叠垒成墙，似乎比精确计算和制作榫头、卯眼，显得更为“原始”和直观。采用这种方法的建筑，仅依靠木材自身的层叠和咬合来承重和围护，一体完成。 不过，考古发现，却让这个“谁更早”的答案变得相当复杂，甚至有些挑战人们的惯性认知。 远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用于建造干栏式房屋的木桩、木板和木梁，并且，清晰辨认出了多种榫卯构件的雏形。 这有力证明，至少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为了适应南方潮湿环境、将房屋抬离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已经开始运用榫卯技术，解决梁、柱、桩的连接问题。 那么，井干式就不是最早的吗？也未必。必须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并非只有一条直线。井干式和榫卯，很可能代表了古人应对不同自然环境、使用不同木材、满足不同功能需求的两种思路，它们或许在漫长的史前时代，曾在中华大地上并行发展，各有侧重。 井干式未必是榫卯在时间上的绝对“前辈”，但它无疑代表了木构建筑中，与梁柱框架体系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重要技术路径。 事实上，井干式结构在中国古代，曾有过明确的、甚至相当高规格的应用。 汉代，是井干式应用的一个可考的兴盛期。在当时的墓葬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黄肠题凑”的特殊葬制。 它就是用加工规整的柏木或楠木心材（即“黄肠”），以木头的小头（即“题”）朝向墓室内的方向，层层平铺、叠垒、榫接，构成坚固的椁室壁，这本质上正是井干式技术一种极其规整、奢华的变体，是帝王和极少数高等级贵族才能享有的待遇。可见，在特定场景下，井干式因其坚实、封闭、用料考究，反而能彰显身份。 而且汉代的墓室壁画、画像石、明器模型中，也常见井干式结构的粮仓、望楼、院墙等形象，说明它在当时，是一种应用于多种建筑类型的成熟技术。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我们眼中宏伟的、作为中国建筑文化符号的，几乎都是榫卯撑起的抬梁式或穿斗式框架，井干式反而变得踪迹难寻，甚至需要被“重新发现”？ 历史的聚光灯，似乎更偏爱结构精巧、体系宏大的榫卯。井干式从主流建筑视野中的“淡出”，背后有着现实而深刻的原因。 最直接的一点，井干式结构对木材的消耗量相当巨大。它需要大量长度、径级相似的木材通体叠砌，才能围合成墙。随着中原地区人口增长，森林资源逐渐减少，这种“费料”的建造方式，其经济性自然受到挑战。 而更重要的，是它结构本身的局限性。 井干式墙体，既是承重结构，也是围护结构。这种特性，使得它在开辟大型内部空间、增加建筑层高、设置灵活门窗、追求建筑的通透感和丰富造型方面，存在天然的短板。它更适于建造尺度相对较小、功能较为单一的堡垒、仓储、或者山林木屋。 而以榫卯为核心的梁柱框架体系（抬梁式、穿斗式）则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梁柱体系通过榫卯连接，将屋顶的荷载清晰地传递到梁、柱，再到基础上。墙体不再承担结构承重，而仅仅作为围护、分隔之用，即所谓“墙倒屋不塌”。 这种体系解放了墙体，不仅大大节省了木材，也为建筑内部赢得了更自由、更开敞的布局可能，更能满足宫殿、庙宇、官署、宅邸等复杂建筑，对于空间、等级、礼仪和形态美学的追求。这显然更符合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的需求。 这么一来，井干式，便逐渐从礼仪性和主流建筑的“庙堂”，慢慢退向了更具地域性和功能性的“江湖”。但它并非真的彻底消失，只是在主流建筑史的叙事中，被日益辉煌的梁柱框架体系遮蔽了光芒。 在东北林区、西南山区等森林资源依然丰沛、且需要坚固墙体御寒或防御的地区，井干式作为一种实用、坚固、保暖的乡土建造方式，其实一直保有顽强的生命力，如东北的“木刻楞”房屋，就是其延续和变体。它的建造，可能不再有“黄肠题凑”那样的显赫，却自有其地域适应性和价值。 所以，与其说井干式是一种“消失”的技艺，不如说，它是一种因材料、效率和文化选择，而发生了应用场景转移的技术。它古老，却又实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井干式，看到的不应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似乎已被淘汰的技艺。 信源：“榫卯”怎么读？——从读音开始，了解中国科技馆“榫卯的魅力”主题展览2018-10-27中国科学技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