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7日晚上，香港皇后大道中12号的一间小楼外，有个广东口音浓重的中年男人提着茶叶盒悄悄靠近。
他是个捕快，叫黄三，但今天他不是来卖茶的，他衣袖里藏着匕首，目标是那个刚从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香港的孙中山，就在他准备动手前，一切却突然出了岔子。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气急败坏，陆皓东被捕后牺牲，孙中山逃回香港。
他化名“陈文泰”，躲在港岛西环的一栋楼里，清廷这边，慈禧太后火冒三丈，10月15日就下令：一定要把孙文抓住。
这道懿旨通过张之洞送到两广各地，还特地开出了悬赏价：谁能抓到孙文，赏银两万两，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多万人民币。
张之洞接旨后，马上行动，他找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商量对策，李准是个干脆人，说抓人太慢了，干脆直接干掉。
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个特别小组，选中了两个关键人物：陈文玉，一个在香港当买办的人，负责收集孙中山的情报；黄三，一个练家子出身的捕快，动起手来不眨眼。
情报很快汇总到一起，孙中山藏在香港西环，有个叫孙眉的兄长在附近，陈文玉早就通过孙眉的朋友探清楚孙中山的行踪。
这时候更巧的是，英国驻港的港督卜力，也私下写了一封信给张之洞，透露了孙中山的活动情况。
李准看时机成熟，定下日期：农历十月十三，即公历1895年11月7日，动手，任务交给陈文玉和黄三。陈文玉是联络人，黄三是动手的人。
当天黄昏，陈文玉穿了一身长衫，装成卖书的，他先敲开门，见门内灯火通明，就假装问路闲聊几句，确认屋里只有一个仆人在。
他点点头，往后走，不一会儿，黄三提着茶叶盒也出现了。
谁也没想到，孙中山早已经不在屋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11月6日，英国传教士何惠仪突然跑来找他，说自己收到消息，说有人要对他下手。
何惠仪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两人交情不浅，孙中山听完不敢怠慢，当晚就带着简单行李逃到九龙城寨，那里英国人管不着，清廷的手也伸不进去。
黄三不知道这些，他冲进屋里，屋里只剩仆人一个，他认定对方就是目标，一刀刺下去。
仆人当场重伤，送到香港警署时已经断气，这个事后来被详细记录在1895年11月12日的香港警方案件档案中。
事情闹大了，英国人在香港出了人命，立刻启动调查，虽然查不出黄三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华籍捕快”，但现场留下的线索不少。
根据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资料，当时有摄影师赶到，拍下了现场的照片，证据确凿。
孙中山逃出一劫，但心惊胆战，他知道自己在清廷眼中已经不是个小角色了。
11月下旬，张之洞上奏慈禧，说孙文已逃往日本，任务失败，李准也因此被处理，表面上是革职，实际上还留着职位，只是不再管这类事。
孙中山躲在九龙城寨几天后，换了个身份，叫“朱明”，1896年2月，他从香港去了上海，再去天津，最后藏进了俄国驻上海使馆。
清廷派人去追，但英俄外交界都不乐意再让这事闹下去，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孙中山顺利离开中国，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之后，孙中山不再急着搞武装起义，他学会了如何利用媒体和西方世界的资源，在海外搞宣传、筹款、组织网络。
这一场暗杀虽然没能要了他的命，却改变了他的革命路径，香港这次的失败，让清廷面子丢得不轻。
《德臣报》在1895年12月12日那天的社论中写道：“清廷如今，已成国际笑柄。”
历史上关于这场暗杀，有很多争议，有人说这是慈禧亲自下令的，理由是张之洞在奏折里写得清清楚楚：“奉懿旨，务缉孙文。”
但也有学者指出，在《光绪朝东华录》里并没有找到这道命令，这就让人怀疑，慈禧是否真把孙中山当回事，又或者只是走个过场。
香港方面的态度也耐人寻味，虽然卜力确实在信里提供了情报，但查无实据显示他参与过具体刺杀，这一点，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档的卜力信件中能查到。
另一个说不清的是这两个刺客的身份，黄三到底是谁，到底是不是黄三这个名字，没人说得准。
连香港警方的记录里都只写了“华籍捕快”，连籍贯都没留下。
而陈文玉，史书上有名，但有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是清廷派来的密探，也还没有下定论。
最关键的谜团在慈禧，1895年，孙中山刚发动完广州起义，整个清廷还没意识到他能翻起多大风浪。
很多史学家认为，慈禧那时候更担心的是日本和洋务派之间的内讧，对一个刚起步的小组织领袖，可能还没看得太重，但张之洞为了邀功，也许主动上纲上线。
孙中山后来说过一句话，出自他1904年写的《伦敦被难记》，他说如果不是香港有朋友相救，他可能就命丧街头。
那“朋友”就是何惠仪，也是他命悬一线时拉他一把的人。
这场香港刺杀事件虽然失败，但确实成了孙中山走向海外革命的转折点。
他的策略也随之改变，不再只是靠起义，更是走向了舆论战和外交角力。
而清廷的一次密谋，不但没消灭敌人，反而给对方送了把火，把革命这把火推向了更远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