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初夏的沔阳县城，那第九根刑柱上绑着的汉子，身形魁梧，与身旁那些面如土色的恶霸地主截然不同，他怒目圆睁，眼神里燃烧着不甘与愤懑，仿佛要将这天捅个窟窿。 他身后的牌子上，“大汉奸黄标”五个大字，像烙铁一样炙烤着所有人的目光。 “预备——”监斩官一声令下，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囚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标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那句憋在心里太久太久的话。 喊声未落，人群中一片哗然，连行刑的士兵都有些迟疑。一个死到临头的“汉奸”，竟说出如此惊人的内情？ 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军用吉普车卷着尘土，疯了一般冲向刑场，车上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一名警察跳下车，气喘吁吁地将一份印着“加急”字样的电报递给监斩官，电文简短有力：“速送黄标同志回省。省公安厅厅长陈一新。” 黄标的命，算是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黄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1940年，日军铁蹄踏破沔阳，正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共襄南军分区的李人林、顾大椿等人秘密找到了在当地颇有声望、甚至曾是洪帮头面人物的黄标。 组织交给他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接受日伪的拉拢，打入敌人心脏，做一名潜伏者。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 李先念同志亲自拍板了这项绝密任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黄标最终选择背负骂名，甘当“汉奸”，成为了一名只有极少数高层知晓的特别党员。 从此，黄标摇身一变，成了日伪保安队的副大队长、清剿大队长，峰口镇维持会长，表面上对日军唯命是从，甚至干过一些令人发指的“恶行”来骗取信任。 然而，这一切的“自污”，都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为抗日输送力量。 他曾巧妙周旋，从日军屠刀下救出数十名中国妇女；他曾“李代桃僵”，用土匪的尸体换下被捕的新四军同志余清，使其安全脱险；他还曾奉命策划，除掉了作恶多端的日伪宪兵队长。 后来黄标成了新四军第五师的“隐形财神”。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饷断绝，部队处境极为艰难，被称作“花子队”。 黄标利用其在日伪内部的身份，控制了内荆河沿线的税收大权，每月偷偷从中抽出高达20万银元的巨款，通过他开设的“黄记客栈”以及秘密修建的“玄灵宫”作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李先念领导的新五师。 这笔巨款，对于当时的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维持了部队的给养，为坚持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李先念同志后来所说：“荆州中共特别党组每月上缴银元20万块，维持了我军给养，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然而，这一切的忍辱负重，黄标却无法对任何人言说，包括他最亲的家人。 他的“汉奸”行径，让母亲痛心疾首，最终留下痛斥“孽子”的遗书后自缢身亡。黄标赶回家中，面对母亲的遗体和那封字字泣血的遗书，只能暗自垂泪，百口莫辩。 他的儿子黄忠汉，在年少时也因此对他充满憎恶。这种亲情撕裂的痛苦，恐怕比敌人的子弹更让他煎熬。 黄标早年也曾是热血青年，参加过农民运动，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职务。命运的捉弄让他一度成为江湖人物，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了在敌占区周旋的资本。 抗战胜利后，他曾率部归队，被任命为副师级指挥员。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爆发后他作战负伤与部队失联，辗转来到武汉，在公安局担任情报站长，还因屡破特务案件立功。 谁曾想，由于当年的潜伏工作是最高机密，知情人少，加上他离开组织一段时间，最终被当做“大汉奸”逮捕，险些命丧黄泉。 即便捡回一条命，因为缺少关键证据，黄标仍以“叛变革命，充当汉奸”的罪名被判刑十年， 直到1978年后，随着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往事的回忆，黄标的真实身份才逐渐清晰。其子黄忠汉更是为了替父亲洗刷冤屈，奔走了数十年。 1980年，武汉市为黄标平反昭雪。2014年，黄标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于湘鄂西苏区革命陵园。 信息来源：湖北日报《抗日谍将黄标屡立奇功却被误当汉奸 刑场上被救下》 武汉晚报《抗战时洪湖曾有一名传奇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