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909年，法国在公园门口挂牌。商人朱葆三灵机一动，买来10丈青布，乖乖让法国人自己摘下牌子，且永不设立。 1909年的上海，一个平常的午后，法租界内传来一声怒吼。在当时颇有声望的商人朱葆三，正因法国公园门前那块刺眼的牌子而震怒。那块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这样的侮辱性标语，让这位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这块令人愤慨的牌子，背后有着近七十年的屈辱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攫取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所谓的＂租界＂。这些租界虽然名义上仍属于中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成为了列强在华的＂国中国＂。在这里，外国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甚至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上海的租界中，法租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华的商业氛围，成为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区域之一。在法租界内，有一处名为顾家花园的场所，这里原本是顾氏家族的私人园林。这座园林融合了中西方园林特色，内有精致的亭台楼阁，还建有烟馆、酒馆、照相馆等现代化设施。随着上海开埠后商业的发展，顾家将这座私家园林对外开放，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处著名的公共休闲场所。 然而到了1900年，这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园林却易主他手。法国当局以重金将其买下，并将其改造成为法国公园。最初几年，公园对所有购买了门票的游客开放，不分国籍。但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日益膨胀，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西方人对华人的歧视态度也愈发明显。 到了1909年，法国当局的傲慢达到了顶点。他们在公园门口悬挂起那块著名的禁止华人入内的牌子，将中国人与犬类相提并论。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租界内却无人敢于反抗。因为在那个时代，租界就是外国人的＂地盘＂，他们在这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面对如此侮辱，大多数中国人只能选择沉默。租界里的中国居民，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公园，看着那块耻辱的牌子，却无计可施。这种无力感，更加深了民族的屈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葆三的＂长衫计＂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当时的上海，虽然租界林立，外国势力横行，但也有着像朱葆三这样的华人商界领袖在默默努力。这些人通过经商积累财富，同时也在寻找机会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朱葆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实业家。他在上海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当时流传着＂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 这第一个场景，正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朱葆三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块侮辱性的牌子，更是整个民族的尊严问题。这位老人即将用他的智慧，为中国人找回一份应有的体面。 朱葆三在上海商界打拼多年，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他深知在租界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硬碰硬并非明智之举。作为一位经常与洋商打交道的商人，他对法国人的处事风格也有着独到的了解。正是这份阅历，让他想出了一个既巧妙又体面的应对之策。 这位智者首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武器＂——十丈青布。他让裁缝用这些布料制作了一件超长的长衫。这件长衫的选择颇具深意，它既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又能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准备道具的同时，朱葆三还在街头物色了八名法籍混混，这些人平日游手好闲，却在这次行动中成为了重要的配角。 朱葆三的计划看似简单，却极具智慧：让这八名法国人抬着穿长衫的人在街上行走，每走九步就要跪下磕头。为了确保这些法国人会配合，他开出了相当丰厚的报酬——每磕一个头就给一块银元。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待遇足以让这些混混们欣然应允。 第二天，整个计划正式展开。朱葆三的儿子穿上那件特制的长衫，由八名法国人抬着，向法国公园进发。这支特殊的队伍走走停停，每隔九步，八个洋人就齐刷刷地跪下磕头。这一幕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演，立即引起了轰动。街道两旁很快聚集了大量围观的民众，人们看到向来趾高气扬的洋人如此卑躬屈膝，都感到既新奇又解气。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不少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也闻讯而来，他们看到这一幕，无不为朱葆三的智谋所折服。那些恰巧路过的其他外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街头如此表演，也感到颜面无光，纷纷避开。 这场别开生面的＂街头表演＂一直持续到法国公园门口。此时，法国当局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朱葆三更是让人放出话来，称类似的表演还会继续，除非那块侮辱性的牌子被摘除。面对如此情况，法国当局不得不权衡利弊。最终，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难堪，他们选择了摘除那块争议已久的牌子。 这个结果传开后，整个华人社会都沸腾了。人们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的方式来庆祝这一胜利。朱葆三用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既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又避免了直接冲突，堪称完美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