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3岁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被处决，他的双脚被砍掉，衣服也被扒光，只剩下血肉模糊的躯体，高高的挂在半空中，但周围群众还不解气，继续往他身上吐口水。 天还没亮透，枪声就撕裂了巴格达的宁静。据说，当政变士兵冲进王宫，把年仅23岁、还睡眼惺忪的费萨尔二世从床上揪起来时，这位年轻的国王完全吓傻了。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面临如此境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士兵们愤怒的眼神，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求生。 他本能地提出愿意放弃王位，只求能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毕竟，他还那么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他还没来得及真正品尝权力的滋味，就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然而，在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哀求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政变领导者卡塞姆将军等人，显然不打算留下任何后患。 那么，费萨尔二世究竟做错了什么，才招致如此惨绝人寰的下场？说白了，他更像是一个“替死鬼”，一个承载了伊拉克人民对整个哈希姆王朝乃至其背后西方势力数十年积怨的宣泄口。 他个人并没有犯下什么天怒人怨的大错，因为他真正掌握权力的时间太短，而且伊拉克的沉疴积弊也非他一人之力所能挽回。 1935年，费萨尔二世含着金汤匙在巴格达出生。彼时的伊拉克，虽然在名义上结束了英国的委任统治，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英国的势力依旧盘根错节，深深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他的父亲，加齐国王，在费萨尔二世仅仅4岁时，便在一场至今仍存有疑点的神秘车祸中丧生。 有传言说，这场车祸与英国有关，因为加齐国王后期表现出一定的反英亲德倾向。 父亲的骤逝，将年幼的费萨尔二世推上了王位，从此，他的人生便与“傀儡”二字紧密相连。 真正掌控伊拉克大权的，是他那位亲英的叔父，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以及那位在伊拉克政坛几度沉浮、同样极度亲英的首相努里·赛义德。 这位努里·赛义德，是伊拉克政坛的“不倒翁”，多次出任首相，其政策的核心就是全面倒向西方，尤其是英国。 想想看，在那个民族独立浪潮席卷亚非拉的年代，当埃及的纳赛尔高举泛阿拉伯主义大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候，伊拉克的当权者却反其道而行。 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宝贵的石油资源，其利益分配严重向西方倾斜，而本国人民却在贫困线上挣扎。 农业歉收，民生凋敝，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日子，老百姓怎么能忍受？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伊拉克的社会动荡就未曾停歇。1945年，铁路工人因英国人拒绝加薪而举行大罢工。 1948年之后，罢工、游行更是此起彼伏，参与者不仅有工人，还有大量的学生和城市中产阶级。民众的怒火如同地下的岩浆，奔腾汹涌，只差一个爆发的契机。 费萨尔二世在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接受教育，与他的表兄、后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同学。这种西式教育背景，或许开阔了他的视野，但也可能让他与国内的普罗大众产生了隔阂。 当他在18岁正式亲政，接过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时，伊拉克的局势已经积重难返。 即便他有心励精图治，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根深蒂固的外部势力面前，一个羽翼未丰的年轻国王又能有多少施展空间呢？ 更何况，军队中充斥着大量听命于英国的外籍或亲英军官，国王的政令往往出不了王宫。 1958年初，为了应对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费萨尔二世与他的表兄约旦国王侯赛因决定抱团取暖，两国宣布合并组成“阿拉伯联邦”，由费萨尔二世担任联邦元首。 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更像是哈希姆王室一种绝望的自保，不仅未能稳定局势，反而可能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外的反对势力，被视为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主流背道而驰的又一例证。 终于，在1958年7月14日，那把点燃干柴的烈火被引爆了。 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将军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深受纳赛尔在埃及革命成功的鼓舞，趁着伊拉克政府调动部分军队前往约旦“稳定局势”之机，在部队途经首都巴格达时突然发动了军事政变。 政变军人迅速控制了巴格达的广播电台和战略要地，随即包围了王宫。除了费萨尔二世本人，包括那位长期把握权柄的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在内的多名王室核心成员，几乎都被斩草除根，甚至连王室饲养的宠物都未能幸免。 阿卜杜勒·伊拉的尸体也遭到了民众的侮辱和拖拽。而那位政坛老手努里·赛义德，在政变当天试图男扮女装逃跑，但第二天还是被愤怒的民众发现并被当街打死，其尸身同样遭到了泄愤式的破坏。 人民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宣泄着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愤怒。一个23岁的年轻人，就这样以最惨烈的方式，为一个他基本上没有机会真正掌控的王朝，仓促而悲惨地画上了血腥的句号。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统一与主权的博弈：叙利亚在1949年的三次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