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春天，惠州知州文璧站在城楼上。他是文天祥的二弟，眼下元军正围着城吹起进攻号角，一场屠杀迫在眉睫。身后几百个宋兵攥着生锈的钢刀，刀刃在风里直抖。这时候南宋朝廷的残余军队刚在崖山全军覆没，惠州成了岭南最后一块没被元军占的地方。 面对此情此景，文璧回想起三年前一个雨夜，大哥文天祥穿着带血的战袍冲进他家。那时候文璧刚把祖母安葬好，带着全家在惠州落脚。大哥摸着侄子的头对着二弟说：“你守家，我守国，这分工不能乱。” 现在分工没变，可他得在民族大义和满城老百姓及几百个残兵之间做出选择。当文璧把城楼上的宋旗扯下来时，布旗子被风吹得“嘶啦”响。 开城门投降那天，文璧带着文家老少跪在衙门前。他看见老百姓提着菜篮子从巷子里出来，卖蒸饼的王老汉还往他袖子里塞了块热乎饼。后来他辞了元朝的官，在城外买了几亩地种庄稼。可每到半夜，他就翻出大哥的诗稿看：那些被血水泡过的纸上，“人生自古谁无死”几个字，在蜡烛光下红得像血。 1282年冬天，忽必烈召他去大都。走之前，他把母亲的梳妆匣交给三弟文璋，说：“帮我看好文家祠堂，别让你大哥的牌位落灰。”在监狱见到大哥时，文天祥隔着铁栅栏抓着他的手，囚衣上的虱子顺着袖口往下爬。大哥念叨着新写的诗：“弟兄一囚一乘马……”突然笑起来，“老二啊，你替我尽孝，我替你留名，这事儿不亏。” 他在元朝做了官，却总把俸禄换成粮食救济灾民。有人骂他是“叛徒”，他就把大哥的《正气歌》刻在惠州的石碑上；有人笑他傻，他就偷偷把被元军抓走当奴隶的侄女赎回来，让她在祠堂旁边开了家绣坊。临死前，他手里攥着大哥的信：“我为忠而死，老二为孝做官，老三隐居。”信纸边角都磨破了，就像他这辈子在忠和孝之间来回磨出的茧子。 现在惠州的文氏祠堂里，文天祥的塑像摆在正中间，文璧的牌位在旁边。每年清明，文家后人会在两个牌位前都放上热酒：给大哥的酒里泡着他抗元时用过的箭头，给自己的酒里漂着他当知州时修西湖的图纸。祠堂外面的榕树下，总有人指着石碑说：“看，这是文天祥写的。”可很少有人知道，把这首诗刻上去的，正是那个被骂了七百年的“降臣”文璧。 历史书总喜欢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却忘了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有像文璧这样的人。当文天祥在刑场上喊“我的事办完了”时，他不知道弟弟正在南方卖地，给他修祠堂、印诗集；当后来的人指着文璧的牌位骂时，也忘了是这个“降臣”在打仗时保住了惠州全城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就像珠江口的潮水，既有冲垮崖山的大浪，也有慢慢流过农田的细流。 在吃饱饭和尊严之间，有人宁愿饿死也不低头，有人为了活下去选择弯腰。站着死的人成了英雄，跪着活的人不一定就是胆小鬼。文璧晚年再读大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诗句时，蜡烛花“啪”地爆了一下，他可能会想起开城门那天早上：元军的马蹄声里，卖蒸饼的王老汉正喂孙子吃饼，孩子嘴角沾着的饼渣，黄澄澄的，就像大哥诗里说的“丹心”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