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一个晚上，北平八道湾家中，周作人被捕。面对枪口，他只站起淡然说了

1945年10月一个晚上，北平八道湾家中，周作人被捕。面对枪口，他只站起淡然说了一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风度颇佳。但他的风度，也可能是硬撑的，甚至都没能撑多久。因为他随后就指控来人“偷”了他两样宝贝，一枚寿山石印章、一块摩凡陀牌机械手表，他还估算出了总价，在800元左右。当然了，那时的他，已被“打入另册”，是“贰臣传乙编”人物，控告早无人理睬，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1885年生的，算得上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响当当的人物。他早年跑去日本留学，回来后在北京大学教书，跟新文化运动搭上了线，写散文、搞翻译，那时候名头挺响。可到了1937年，北平让日本占领后，他没走，留下来干了伪政权的事儿，1945年被抓时，已经被划进“贰臣传乙编”，名声早就臭了街。 其实严格说，周作人被捕那天不是10月，是1945年12月6日。这事儿得从国民政府收拾汉奸说起。当时他们搞了个“诱捕”的招儿，请了一堆伪政权的人吃饭，实际上是抓人。周作人没去，军警就直接上了八道湾的门。他在书房里被堵了个正着，面对枪口，他站起身，甩了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这话听着挺有派头。可接下来，搜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那块寿山石印章和摩凡陀手表没了，立马就不淡定了，冲着来人嚷嚷说是他们偷的，还报了个800元的价。这反应挺耐人寻味，一个文人，面对抓捕还能硬撑风度，转头却为这点东西急了眼。 这俩宝贝对他来说还真不是小物件。寿山石印章是文人圈里身份的象征，那块石头估计是他收藏里挺得意的一件；摩凡陀手表呢，当时可是高档货，800元在1945年不是小数目。那年头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他这估价摆明是心疼得不行。可惜，他这控告压根没人搭理，一个被定性为汉奸的人，谁会信他？ 抓了之后，周作人被押到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1946年，他因为通敌罪被判了14年，第二年减到10年。到了1949年1月26日，国共和谈的时候，李宗仁下令放了他。他先在上海待了阵子，后来回北京，住回八道湾老房子，靠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点东西混日子。晚年他写了本《知堂回想录》，把自己这一辈子的事儿记了下来。1967年5月6日，他在家里去世，82岁。 周作人这人，评价起来真挺复杂。文学上，他是真有料，散文写得漂亮，翻译也拿得出手，还研究民俗学，功底深。可抗战那几年，他选了条让人瞧不起的路，留北京、干伪职，这污点洗不掉。1945年被抓那次，他先硬撑着文人架子，后为俩物件跳脚的事儿，多少能看出点他内心的纠结。说是风度吧，可能也就是装装样子；说是贪心吧，又有点像被逼到墙角的本能反应。 那800元的估价，也挺能说明问题。他一个被抓的“汉奸”，还这么精准地算账，可能是想抓住点啥证明自己还有点尊严。可那时候，谁会在乎他丢了啥？他这控告，跟他后来的遭遇一样，成了没人理的空话。历史这东西，记下的往往是大是大非，像他这点小插曲，也就是个注脚罢了。 说到他为啥这么在意那两样东西，有人猜可能是因为这俩物件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寿山石印章兴许是他早年风光时的纪念，摩凡陀手表可能是他跟日本那段生活扯上的念想。但不管咋说，这反应也让人觉得他有点小家子气。一个文人，到了这地步，还揪着这点东西不放，跟他之前标榜的清高形象差得有点远。 周作人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出狱后，他靠翻译糊口，生活清苦，名声也没翻过身。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不少悔恨的话，但从没真为自己干伪职的事儿辩解。他这辈子，算是活在夹缝里，文学上的成就没法完全盖住他政治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