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业的发展留下了大量瓷器，品种不一，各具魅力。而论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青花瓷可谓一枝独秀。中国的青花瓷在唐宋便已初见端倪，不过，当时的青花瓷造型和装饰均较为粗糙，不成气候。 而较为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但元青花烧造的规模较小，至今存世量甚为稀少。明朝之后，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渡之后，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此时，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各具特色、千姿百态，对不同钴料的选择和使用也形成一条明代青花瓷工艺发展进步的显耀的脉络。使用钴料的多样性及其所展现的青花瓷面貌的丰富性，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及中外交流发展状况。 青花瓷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中的优秀结晶，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重要见证。朱元璋登基第二年(1369年)便在江西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专门为宫廷和上层人士烧造青花瓷。 因此，官窑便垄断了生产青花瓷的优质釉料和瓷土，并限制民窑的制造式样和器形。不同于元代大量采用进口料所制元青花的色彩浓艳，洪武时期百废待兴，中外交通发展受阻。 尽管当时残余少量元代进口料，但所用青料以淘洗纯度不同的国产青料为主，色泽一般较为灰暗，釉料肥厚者一部分有晕散现象。 此时的青花瓷中常有青料中锰元素造成的深色斑点，青料浓重的黑褐色铁斑，似群星遍布，别有韵味。与这个时期疏松的胎质和肥若堆脂的釉面相称，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质朴与粗放之美。 明初，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经济社会生产，同时多次征战，确保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以后明朝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经济交通的举措也为其后的永乐时期青花的突出成就打下了坚厚的基石。 明永乐时，明朝已经建立30余年，社会基本稳定。永乐、宣德时期国库较为充盈，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个时期青花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造型、典雅瑰丽的色调、优美生动的纹饰被公认为我国制瓷史上“发前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被称之为“青花瓷之冠”。 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这个时期的青花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颇负盛名。 永宣时期政局也相对稳定，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于是便有了郑和七下西洋(1405年至1433年)之壮举，28年间他们的足迹到达了南洋、西亚、地中海、东非等地区。 郑和下西洋，让世界认识了当时强大的中国，也让中国进一步了解了外国的风土人情。而之后青花瓷面貌的焕然一新，则需归功于他们所带回的烧制优质青花瓷器所必备的“苏麻离青”(亦译“苏泥勃青”,是古波斯雷伊城产的青金蓝钴料，波斯语为“拉吉洼德”)。 其实早在元代我国制瓷业对这种青料的使用就已经相当熟练，但由于元、明两朝交替之时，战乱频繁，造成两地交通贸易一度中断，青料进口受阻。而永乐时，贸易之路便已重开，苏麻离青的进口也成为顺势之举。 在明王世懋(明嘉靖、万历人)撰写的《窥天外乘》中说道：“我朝则传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 其时以纵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使用这种进口釉料烧制的青花瓷器，相较使用国产青料者而言，其色彩更为鲜艳明快，与当时烧制的十分明净亮泽的白瓷辉映之下，端庄妍丽，相得益彰。 另外，使用苏麻离青烧制的成品青色部分多见“铁锈斑痕”,即一些类似金属锈迹的黑色斑点，与靛蓝的釉色相映成趣，这也成为鉴定永宣时期青花瓷器时的一个重要参数。 当然，这个时期也有部分国产青料的使用，但即便是国产青料，由于釉料纯净，发色也较之前的明快淡雅。除此之外，有些器物也会采用两种青料绘画不同的纹饰，如海水龙纹中用国产料画海水，用进口料画龙纹，起到了相互映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