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目睹大量中国援助的化肥露天堆积，任其日晒雨淋。
这并非个例，而是当时中阿合作中诸多问题的缩影。 1969年5月，身处阿尔巴尼亚的耿飚，亲眼见证了援助物资的巨大浪费。成堆的化肥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下，功效尽失，这笔巨额的资金，本该用于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提高农业生产，却最终付诸东流，这让他深感痛心疾首。 这笔资金投入，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本应转化为阿尔巴尼亚丰收的景象，却因管理不善，沦为一堆毫无用处的废料。 耿飚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浪费，更反映出当地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阿尔巴尼亚方面竟然提出要中国援建一家纺织厂，而他们自己却连棉花都不种植，打算全部依赖从中国进口原料，再将加工后的布匹销回中国，从中牟利。 这显然是利用援助进行商业投机，而非真正为了改善民生。耿飚看穿了其中的猫腻，明白这是一些人借机谋取私利的把戏。援助的初衷被曲解，本是雪中送炭，却变成了肥了别人的私囊。
此外，阿尔巴尼亚方面提出的军事援助清单也令人瞠目结舌，远远超出其实际国防需求，甚至包括中华牌香烟等与军事毫无关联的物品。 这暴露了某些阿尔巴尼亚官员借机中饱私囊的企图，将援助物资视为个人利益的来源。耿飚对此深感无奈，援助的善意被严重辜负。
这一切都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寻求国际盟友的背景下，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支持，促成了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从资金贷款到工厂建设，再到技术培训，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旨在帮助阿尔巴尼亚发展工农业，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由于管理混乱，资源浪费，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
耿飚并非袖手旁观，他多次向国内汇报情况，并提出加强监管的建议，但由于当时冷战局势复杂，中阿关系又十分敏感，他的建议未能完全落实。 回国后，耿飚继续为国家服务，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为国家发展建设鞠躬尽瘁。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也记录了这段经历，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耿飚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贫寒少年到革命战士，再到经验丰富的资深外交家，他始终忠于国家，矢志不渝。 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国际援助的复杂性，不仅需要慷慨解囊，更需要完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才能确保援助真正惠及受援国人民。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敲响了警钟：援助不能仅仅是资金和物资的输送，更要注重效率和监管，避免好心办坏事，避免援助沦为某些人的“提款机”。 他的奉献精神和远见卓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