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在街头奔跑。她的个子不高，穿着略显旧旧的棉袄，脸冻

1943年冬，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在街头奔跑。她的个子不高，穿着略显旧旧的棉袄，脸冻得通红，眼神却亮得惊人。她朝着一个陌生男人跑去，嘴里喊着：“叔叔，快抱抱我！”声音清脆，又急切。 那个男人愣了一下，随后毫不迟疑地弯下腰将她抱起。他的脸被小女孩遮去了一半，手里攥着一张通行证，面对站在一旁的日军宪兵，神色自然。他轻声笑了一下，说这孩子认错人了，是邻家孤儿，总爱撒娇。 日军盯着他良久，却没再深问。小女孩的出现打破了盘查的节奏，也打乱了士兵们的判断。他们最终让那男人离开了。男人抱着孩子走了几步，在转角处停下，低头看着她。女孩仰着脸，嘴角沾着点鼻涕，一脸天真。男人拍了拍她的肩，将她放下，朝另一个方向快步离去。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不是最后一次。 几个月后，这个孩子因高烧不退躺在邻居家的床上。屋里没有灯，只有一盏小油灯闪着微弱的光。她的嘴唇干裂，手指冰凉。邻居妇人守着她，来回地用湿毛巾给她擦额头，心里却焦急得很。女孩的父母不在，她的母亲赵梅，正在另一个城市冒充护士，往来医院和宪兵司令部之间，传递情报。她的父亲李振远则已离开了镇子三日，仍未归。 等他们接到消息赶回来时，女孩的呼吸已微弱得几不可闻。李振远一手抱着她，一手撑着她的头，穿过两条巷子、一条小河，去找一个躲藏的老中医。赵梅提着一盏灯，脚步踉跄地跟在后头。可孩子没能撑到天亮。 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坐在那间黑屋子里，一动不动。邻居送来一块白布，赵梅接过去，轻轻盖住了孩子的脸。外头风在吹，夜色沉得很。没过多久，他们便离开了这座城。 这对夫妻常年分处两地，几乎不曾团聚。他们的生活，就是化名、伪装、潜伏、传送口令，再化名、再潜伏。他们之间的联系靠旧报纸上的一个点、一张火车票的背面、一句哼唱的小曲。孩子是他们唯一真正的联系，那一份血脉清晰，却在一场病中悄然断开。 在沈阳城郊，赵梅曾扮作一个伪军军官的妹妹，混入高层的晚宴，几番试探后偷出文件。她返回藏身处时，换上旧衣，席地而坐，往嘴里塞了两口冷饭。李振远则曾借口修桥，卧底在一个工程队，手指冻裂仍不敢摘手套，怕被认出身份。夜里他从砖缝中抽出一张纸条，贴身藏好，天一亮又若无其事地背着麻袋进城。 一年里，他们换过七座城市，十八个身份。从伪满洲的宪兵司令部，到日军仓库的搬运工，再到某医院的清洁女工，他们不曾被发现，却也再没机会回头看一次女儿的墓地。墓地在老宅后头，只有一块石片，没刻名字。 有一次，他们分头执行任务，赵梅回得早，在接头点等了整整一天。李振远出现时，脸色苍白，衣角还有血迹。他笑着说：“拖了点时间。”她没问为什么，他也没多说。那天晚上，他们并肩坐在河边，看着远处日军的车队驶过，火光照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 战争快结束时，他们仍在路上。某座小城里，李振远听到广播，说日军无条件投降。他正端着一碗粥，顿了一下，抬头看了赵梅一眼。她没说话，只拿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本子，在最末页写下日期。他们都没有笑。 几个月后，他们在一个政府办公室里登记了真实姓名。办事员问他们有没有子女，赵梅顿了一下，说：“有过。”办事员抬头看了她一眼，没再追问。 多年后，李振远偶然路过那座曾救过他的街口。他站了很久，街边已经是新的商铺，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人认得他。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腔缓缓吐出。他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看见。 转过街角，赵梅在前头等着，手里提着一小袋豆腐干。他走上前，两人并肩继续往前走。谁也没说话。风吹着巷口的树，落叶簌簌而下。他们慢慢地走着，像是从一个漫长的故事中走出，又悄悄地，走入另一个无人知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