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3日，灵丘城门被铁锁死死扣住，外头日军机枪上膛，城里却挤满了刚被

1937年9月23日，灵丘城门被铁锁死死扣住，外头日军机枪上膛，城里却挤满了刚被“安抚令”骗回来的百姓，谁都没料到，这不是归家的路，而是进了鬼门关，三天后，灵丘城静得吓人，空气里除了血腥味，还有焚尸的焦臭。

那天，大云寺后院的空地上，被抓来的男人排成了几排，日军少尉手里拎着军刀，像是指挥砍柴的工头，一个命令，几挺轻机枪同时开火。

倒下去的尸体一层叠一层，地面立刻被鲜血浸透，泥水混成一团，三天内，仅在这个点就杀了三百多人。

刘廷干是城里有名的铁匠，他和两个弟弟一家人全死在那儿，只留下九岁的孙女刘小花一个人，在庙后那口井边看了一下午，不敢哭。

城西的奶奶庙菜园，情况也不比这儿轻松，男的被勒令脱衣服，挖坑，挖完后被推下去一层，再往上盖上一层人，一枪扫一排，继续推，继续压，李海家四口全在那儿死了。

考古队在2009年清理那片土时，还在同一坑里发现了三种军刀残片，和藤田茂日记里记的“清剿实验”对得上。

藤田写道，“用明治三十二年制的骑兵刀，砍断颈椎最快。”法医后来也证实，这批尸骨大多颈骨齐断，刀口整齐。

最让人咬牙的是财神庙前的“比赛场”，日军搞所谓“斩首比试”，谁一刀砍得最多，能多领两天休假，有人砍得太快，脖子砍不干净，尸体还哆嗦着呢，马上又补一刀。

袁耀国就是其中一个，他一开始还求饶，被刀柄砸断门牙，最后还是被挑起来扔进土坑的。

但对灵丘人来说，最难开口的不是这些死法，而是女人的遭遇。

老太太李王氏七十了，脚还裹着布，走得慢，日军拿她开玩笑，命她脱了衣裳跳舞，她腿打颤，转不动，就被一枪打在额头，当场倒下，尸体被踢到观音像前，扔那儿晾了两天。

周盼弟才十七岁，长得水灵，是村里绣花能手，她被四个兵拖进财神庙后山的小屋，几个小时都没人出来。

邻村的黄木匠后来认尸体时说，腿是被活活撕断的，骨头外翻，眼睛是睁着的。

考古组从那间小屋旁挖出三十二具女尸，尸体下压着厚厚一层烂布和破鞋，法医说她们临死前被虐待得极惨，很多指甲缝里还嵌着别人身上的皮肉。

赵寡妇四十出头，丈夫被抓走那天，她追到庙口求情，一个军曹让她跪下磕头，她不肯，被挑了胸膛，尸体吊在观音像前整整五天，那像至今底座还有焦痕，当年被火烧过的。

大云寺东厢房原来是和尚们念经的地方，被改成了“看场子”，里面关满了年轻妇人，日军让她们一个个脱了衣服，在香案前跳“腰舞”，还逼着互相扇耳光。

有个姑娘刚出嫁一年，姓孙，不肯脱，嘴被刀划得撕开，牙齿掉了一地，那晚过后，她和另外六个女人尸体被丢在墙角，门口用煤油烧了个通宵。

这些寺庙，本是灵丘人烧香祈福的地方，全都成了地狱，奶奶庙后的小菜园，长年种辣椒的地头，现在每年春耕都能翻出骨头。

考古小组记过，有一年只翻了三天，就清出107具骨骸，法医鉴定显示，大多数是被活埋前先遭击打致晕，尸体排得整整齐齐，像是被故意分层压进去的。

这场屠杀还不只是城里，周边的南梁村、关沟村、小寨子都没逃掉，南梁村那年被烧光，72户人家，全数焚毁，日军用村口晒谷场做刑场，砍头、活埋都在那儿。

村里王三满家刚生个娃，一家三口藏在麦垛底下，被狗叫暴露，日军一把火烧了整个麦垛，尸体连骨头都烧糊了，后来只从灰里刨出个铁锁片。

关沟村的周盼弟就是从那逃出来的，她走了两天夜路，想投奔灵丘亲戚，结果还是死在庙后那间屋子里，村长王良树被抓住时还大声喊“不能跪！”被吊在树上，四肢一刀刀割断，扔地上像一堆破布。

小寨村更惨，日军直接把村里的死人挖出来烧，说是“防止土匪装神弄鬼”，有户姓梁的，儿子被活埋后母亲守了坟七天，结果坟也被铲了。

这些事情，当年都有人记下，2006年出的《血色记忆》，里头收了417份证词和23份日军文件，都是原始资料。

2008年，一批战时档案解封，记录了灵丘全城“清剿流程”，从诱骗百姓返城，到分批处理、火焚清场，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

2015年，考古队用卫星遥感扫出了47处异常地层，其中28处确认是日军用来埋尸的大坑，灵丘老百姓说得对：“死人比活人多，尸骨都挤得冒出来了。”

日军走后，尸体烂在街头两个月，河里全是浮尸，老灵丘人都记得，那年秋天城壕水不流，沟渠被白骨堵得死死的。

87岁的刘秀兰活下来了，她说她是用死人身上的破棉袄躲过一劫的，她左眼被刺过，几十年不敢照镜子。

灵丘的黑夜过去很久了，但只要到庙后那片地，一铲子下去，土里还带着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