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淦昌邀请束星北加入中科院。束星北把头一扬，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当时的院长郭沫若是个文人，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确实还有很多人也是非科学家，都在院里面安排了职务。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了深潭，激起的涟漪在学界暗暗扩散。王淦昌望着束星北固执的侧脸，手里的搪瓷缸子转了又转。他太了解这位老友了——在青岛教书时，束星北就敢把讲台当擂台，指着教材上的公式直接开炮，说“这里面有问题”。如今这脾气半点没改，炮口一转，轰向了中科院。 消息传到郭沫若耳朵里，他正伏案修改一首诗稿。毛笔尖悬在宣纸上许久，墨汁晕染成一团乌云。旁人替他不值：“束星北也太狂了，郭老在甲骨文、古史研究上的造诣，哪是他能随便置喙的？”郭沫若却搁下笔，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苦笑：“他是搞物理的，和我这搞人文的，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可束星北的“炮轰”，戳中了那个时代科研机构的隐痛。当时的中科院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既要扛起科研攻关的大旗，又得兼顾行政运转。 不少懂政治、善协调的干部被安排进来，这本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考量，却在束星北眼里变了味。他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对着来访的学生拍桌子：“搞科研就得一门心思钻进去，整天迎来送往、开会填表，能捣鼓出什么名堂？” 这场风波最终以束星北婉拒邀请告终。他回到山东大学的实验室，继续摆弄那些瓶瓶罐罐。可每当夜深人静，他摩挲着王淦昌寄来的中科院研究资料，眼神总会黯淡几分——他何尝不明白，新中国的科研事业急需整合力量，可骨子里的文人傲气，又让他见不得半点“非纯粹科研”的东西。 多年后再回望，有人说束星北太过理想化，不懂得科研发展离不开行政支撑；也有人叹他是真性情，敢在众人皆醉时独醒。而中科院在争议声中继续前行，既培养出一批批顶尖科研人才，也在行政与学术间不断摸索平衡。 束星北的这番直言，像一记警钟，让人们看到：科研净土的守护，从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既要仰望星空追求真理，也得脚踏实地处理现实难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