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个清晨，刑车停在河南省新安县看守所门口，任雪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从监房

1993年一个清晨，刑车停在河南省新安县看守所门口，任雪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从监房被带出来，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只说了一句话：“不要打偏，不要打我的脸。”行刑那天，她只有22岁。 她的故事要从七年前说起。 1986年，任雪考进了矿务局技校，和当地领导的女儿丁小曼成为同班同学。两个女孩性格不同，却因为坐在同桌，成了朋友。三年后，任雪毕业，没能顺利分配上正式工作，只能做一名食堂临时工。那年她刚满18岁。 矿长丁长河注意到这个新来的姑娘。她皮肤白净，眼睛很亮。丁长河已过中年，有家有女，却偏偏对这个姑娘上了心。他找到任雪，用她父母的岗位威胁她，又画出一条“转正”的大饼。她不敢拒绝。 她答应了以后，丁长河在厂里给她安排了名义上的“工作”——食堂打饭。尽管她做得很认真，但一直是临时工，工资低、福利差。每次她提起转正，丁长河总说：“等等，制度在变，明年一定有机会。”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任雪的脸上多了疲惫，她逐渐疏远了丁长河，想断，但丁长河却不松口，说：“你要是真离开我，你爸妈的饭碗，也保不住。”任雪退无可退。 1991年，任雪再一次在车站碰到了丁小曼。她刚从外地学成回来，准备到父亲单位帮忙。见到任雪，她笑着打招呼。任雪面上淡淡应付，心里却开始翻涌——她没想到丁小曼是丁长河的女儿。她突然明白了，过去她被丁长河摆布时，对方的家人正在另一个世界过着光鲜的生活。 她变得沉默。厂里有些风言风语，传她“傍领导”，传她“狐媚样”，她没辩解，只是更安静地擦桌子、洗碗。 几个月后，任雪找到了从前技校的同学曹琳琳，说想约丁小曼出来聚聚。曹琳琳没多想，就答应了。那天，她们约在一个离矿区不远的山坡上，那里树多，人少。 丁小曼来了，带着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她还没来得及说几句，就被任雪从背后击倒了。用的是一个铁扳手，任雪早早藏在了包里。她动手很快，丁小曼只来得及喊一声，就没了声息。 她没跑，带着血迹回到家里，找到哥哥，说：“我做错事了。”然后两人一起去派出所投案。 她的案子传遍了新安县，大家都说她漂亮，说她可惜，也有人说她疯，说她是“魔鬼”。无论怎样，她没有申诉。哥哥找了律师，提出从轻处理的申请，但终究没能改判。 执行前，她被允许提出最后一个请求。她说：“我不怕死，但别打我的脸。”枪决通常是从后脑击发，但为了不让子弹从面部穿出，她张开了嘴巴。行刑士兵说她很镇定，一声枪响后，她倒在地上，脸完好无损。 丁长河出现在葬礼现场。他穿着黑衣，戴着墨镜，没人能看清他的表情。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厂里后来换了领导，任雪父母被调去清洁岗位，工资打了折，但饭碗保住了。很久之后，任雪的案子被一篇旧报纸再次翻出，标题写着：“最美死刑犯的悲剧人生。” 没有人再提起她的名字，她的档案留在了法院档案室一角，纸页泛黄，字迹还清晰。她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不是她选择的。她走错了一步，然后，再也没有回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