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在改造中的溥仪听闻中国出兵援朝，猛地撕开棉衣，掏出一件东西说：“这是我从紫禁城偷偷带出来的，现在我自愿交给国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代皇帝溥仪被苏军俘虏。在沈阳机场，他刚准备登上日本军机逃亡，却被守军一把拽下。 那一刻，他身上仅剩的随身物品被彻底搜查，手表、钢笔、印钞券，全被收走。唯独一件东西没有被人发现——那是缝在他贴身棉衣内胆、用油布紧裹的三枚田黄印玺。 这三枚印章自1924年起便跟随他颠沛流离。那年他被逐出紫禁城，冯玉祥逼宫，他仓惶离开，能带的东西不多，却坚持将这三枚雕工精美、石质温润的田黄印章缝进棉衣。那是他在皇权被废前最后的念想。 1946年，他被送往苏联，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待了整整五年。每天例行搜身、检查，但谁也未能察觉那藏在衣角的秘密。 1950年，他作为战犯被遣返回国，安置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长途辗转，棉衣早已换过几轮，但每一次，他都不忘重新将那三联玺缝进新衣服的内衬。 管理所的日子清冷而沉重。战犯们每日出工、写检查、上思想课，饭菜清淡，纪律严明。与他一起被关押的人多是旧政权官员、军阀、亲日派。他并不显眼，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有时听到广播里播送国家政策新闻，他会抬头望望，却不说话。 那天并不特别。1950年冬天，战犯管理所接到通知，组织全体人员听取中央宣布出兵援朝的决定。广播结束后，所长要求每人谈一谈感受。多数人低头沉默，只有几位政治觉悟高的站出来说了几句。溥仪却突然起身，走到所长跟前。 他没有发言，没有动员，也没有情绪。只是缓缓解开棉衣，从内衬掏出一包油布，放在所长面前，说：“这个，我藏了二十六年。现在，我交出来。” 所长一愣，拆开油布，里面赫然是三块连在一起的印章。通体泛黄，温润如玉，链环细如发丝却稳固结实，连接三枚印章首尾相扣，雕有“敬天勤民”“履中蹈和”“允执厥中”等字样。几位干部都看傻了，立刻将物品收起，上报文物部门。 文物专家很快赶到。经过鉴定，这正是清宫遗物，乾隆年间特制的“田黄三联玺”，雕工极为罕见，由整块田黄石雕刻而成，石链连接三玺，通体一气呵成，是宫廷专属秘宝。专家说，这种雕法如今已无人能仿，属于“国之重器”。 印章被带往北京暂存，并最终入藏故宫。而在抚顺，溥仪依然每天出工、写检查。他没因为交出印章而获得任何优待。其他战犯私下议论：“他这是做样子，想早一点减刑。”可时间过去多年，溥仪一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1959年，全国特赦一批战犯，溥仪也在其中。他离开管理所，去植物园做了一名园艺工人。住的是最普通的宿舍，吃的是职工食堂的饭菜。他剪树、浇水、抹肥，从未再提那三联玺的事。 直到有人找到他，请他写回忆录，他才在书中简短提及那三枚印章，说是“伴我走了大半生”，但没有多讲。记者追问时，他只说：“我不是交了东西，我是放下了东西。” 再往前追，这三联玺是如何出现在他手上的？清宫的档案记载，这套印章为乾隆帝亲定，由内务府造办处以极品田黄雕刻，御用之物，不外传。自清朝灭亡后，皇室珍宝大多流散，唯独这三联玺在1924年溥仪出宫时随身携带，被一直带在身边。 他做过伪满皇帝，受日军控制，后又成为战俘、战犯。几十年间，这三枚印章始终在他棉衣内层，谁也不知道，它穿过天津的冬天，走过长春的冷宫，藏过苏联的寒狱，最终才在抚顺的午后亮相。 故宫展出这套三联玺时，玻璃展柜外贴着简单的说明：“清代乾隆御用田黄三联玺。1950年溥仪上交，入藏。” 一位年轻观众问工作人员：“这不是那个末代皇帝藏的印章吗？” 工作人员点头：“对，藏了二十六年。” “那他图什么？” 工作人员笑笑没答，只说：“现在，它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