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的一张珍贵照片定格了新中国建设的关键时刻。照片中的毛主席手持国徽图案，满脸红光，神情充满激情与自信。 1950年6月23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格外庄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142位委员齐聚一堂，即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会议主席台上，毛泽东手中拿着一份精心设计的国徽图案，神情专注而充满期待。这张图案上，天安门城楼巍然屹立，五颗金星熠熠生辉，齿轮和麦穗环绕四周，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修改和完善，这个图案终于要接受人民代表的最终检验。 时间要回到将近一年前。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设计热潮。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从海外华侨到各界人士，成千上万的设计方案如雪花般飞向北京。每一份设计稿都承载着人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期望，也体现着不同的理解和构思。 然而，国徽的设计远比国旗复杂。国旗的图案相对简洁，而国徽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体现出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每一个元素的选择都需要深思熟虑。筹备会成立了专门的国徽审查组，由马叙伦担任组长，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参与其中。他们从众多方案中反复筛选，不断修改完善，力求让这个国家象征既庄重大方，又富有民族特色。 9月20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命令公布国徽图案，可真正的挑战这才刚刚开始。图案有了，但如何把它变成一枚枚实实在在的国徽，摆在各级政府机关门前，这个任务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复的方案，国徽要分三种尺寸制作：大号直径1米，中号80公分，小号60公分。全国各大行政区、省市政府都要悬挂，粗略一算就需要148枚。时间紧迫，10月1日国庆节前必须完成，留给制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天。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很快制定了两套制作方案。第一套是木刻法，相对简单一些，主要供中央机关使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怀仁堂、外交部的国徽都用这种方法，各驻外大使馆的国徽也是木刻的，要在9月15日前做好，用飞机送到世界各地。 第二套方案是钢模轧制法，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就是先做成钢制的模具，再用压版机把铜片压成浮雕的样子，最后涂色喷漆。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国徽更标准，也能大批量生产，正适合给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使用。 林伯渠亲自操刀，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发电报。为什么选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技术条件相对成熟。电报里写得很清楚：希望上海能在10月1日前制出148枚国徽，所有费用先由上海垫付，然后找中央报销。 接到任务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科长丁洁如，大家都叫她＂丁大姐＂。她是个胖胖的中年女干部，做事干练利索。9月15日接到任务，当天就收拾行李出发了。 9月17日凌晨5点，丁洁如终于到了上海，住进了华东招待所。她带着国徽的石膏浮雕样品、方格墨线图、纵断面图，还有详细的制作说明。 9月18日上午，丁洁如来到上海市工商局，见到了局长许涤新。许局长很热情，马上叫来了华东文化部的画家陈叔亮、工业部的钱大业，还有几个处长一起开会商量。可是一讨论具体方案，大家都傻眼了。 原来上海市政府以为中央只是要做些小小的证章，没想到国徽这么大，直径1米的铜片浮雕，而且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个制作证章的厂商被叫来一问，都直摇头说做不了。 更要命的是技术问题。上海根本没有制作钢模的大厂子，就算有，时间也要2个月以上。而压制1米大铜片浮雕的机器，上海压根就没有。钢模轧制这条路在上海走不通。 眼看任务要完不成，大家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有人想出了办法：改用翻砂浇铜的方法。就是先雕刻木型，然后翻砂做模子，最后浇铸铜水成型。这种方法上海的工厂能做，时间上也来得及。 经过一番打听比较，最终找到了两家翻铜厂。厂家一听要求，都有些犹豫：25日要先做出2枚，以后每天做2枚，28日前要把8枚直径1米的大国徽全部完工。时间太紧了，万一出差错怎么办？ 经过反复劝说动员，强调这是为国家服务的政治任务，上海陈福昌翻铜作终于答应接下这个活儿。这是一家专门做铜件浇铸的小作坊，老板陈福昌1934年创办，抗战时停业，1946年他儿子陈厚德重新开张。虽然设备简陋，但手艺还是不错的。 9月20日，上海市政府和陈福昌翻铜作正式签订了合同：制作8枚铜质国徽和1枚铝制国徽。从这一天起，陈厚德和他的工人们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紧张工作，要在短短8天内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