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从20岁开始，到31岁死亡前，曾有无数个大臣，前仆后继的对他催生、催过继，但他只对亲信辅臣的劝谏有回应，对其他臣子的建议则是熟视无睹。 正德五年春，四川巡抚林俊在《庆幸讨贼永绥福祚疏》中，建议效仿宋仁宗、宋高宗，过继宗室子为太子。 奏折送到御案上，武宗看后扔在一边，未予回应。 林俊的提议打开了催生浪潮的闸门。 正德五年12月，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上《急皇储疏》，措辞更加直接。 奏折强调"皇储早立，宝祚延长"，要求武宗"保圣躬于康乐，延嗣续于蕃昌"。 武宗被逼无奈，只能以"全心力搞事业"搪塞群臣。 正德六年春，催生压力再次升级。 南京吏部右侍郎罗玘上《为宗社大计事》，直言"国无储君"的危险。 罗玘建议参考司马光、娄寅亮的先例，尽快确立继承人。 武宗依然保持沉默，拒绝正面回应。 罗玘不肯罢休。正德七年六月，罗玘三度上疏，题目更加严厉：《为早定总社大计以绝窥觊事疏》。 奏折指出"奸雄觊觎"与"储君未立"直接相关，建议"取宗室贤能养于宫中"。 武宗看完奏折后大怒，但仍未采取行动。 群臣的催生行动开始集体化。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汪正、礼部尚书乔宇等多次联名上疏，反复提议"选宗室贤能"。 这些奏折甚至直言"内无亲近之人可依靠"，暗示武宗身边缺乏可信之人。 武宗对所有催生奏折均以"不报"处理。 过继建议开始占据主流。朝臣们意识到，武宗短期内不会生子，转而寻求替代方案。 过继宗室子弟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既能解决继承问题，又符合儒家传统。 但武宗对过继提议的抗拒，比催生更加强烈。 宁王朱宸濠察觉到机会，这位野心勃勃的藩王通过宠臣钱宁、教坊司臧贤向武宗进言，请求召其世子入京司香太庙。 这个看似虔诚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是为过继做准备。 武宗一度同意，但很快意识到其中玄机。 武宗开始采取分化策略。对于不同身份的催生者，武宗给予不同回应。 正德六年，李东阳第二次乞休时，武宗罕见地回应："朕现在儿子都还没生，卿怎么忍心舍朕求去？" 这句话暴露了武宗内心的焦虑，但仍未采取实质行动。 豹房成为武宗逃避催生压力的避风港。 武宗将政务重心转向豹房，依赖钱宁、江彬等宦官处理政务。 减少与朝臣的接触，让武宗可以暂时回避催生话题，但也加剧了朝臣的不满。 武宗曾试图制造"假怀孕"舆论。 宫中多次传出后宫怀孕的消息，每次都让催生的大臣们暂时安静。 但这些消息，最终都被证实为虚假，反而加重了，罗玘等人的失望和愤怒。 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事件，彻底暴露了继承问题的严重性。 王阳明迅速平定叛乱后，武宗曾试图亲征"捕获"宁王，实际上是想分享平叛功劳。 大臣们强烈反对武宗的荒唐行为，武宗最终被迫放弃，但这暴露了其无力解决根本问题的窘境。 宁王的失败让过继计划彻底破产。 朱宸濠的世子司香太庙计划，随着叛乱被彻底取消。其他宗室子弟，也因为宁王事件受到株连，过继选择变得更加有限。武宗失去了最后的替代方案。 催生与过继问题陷入死循环。 武宗越是回避，朝臣越是着急。 朝臣越是催促，武宗越是反感。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了十多年，成为武宗朝政的顽疾。 1521年春，31岁的武宗因溺水后纵欲过度病逝。 临终时，武宗依然没有子嗣，也未指定继承人。 十多年的催生风暴最终以无果而终，为明朝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隐患。 武宗的死引发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 群臣为了确定继承人展开激烈争论，最终选择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即明世宗。 这个结果证明了，当年大臣们催生，和过继建议的先见之明。 《明武宗实录》明确记载武宗"无子嗣"，《明史·诸王传》详细记录了，宁王世子司香事件的始末。 这些史料证实，武宗朝的催生，与过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宁王的暗中布局，虽失败，但暴露了藩王对皇位的觊觎。 豹房政治成为武宗逃避现实的象征。 武宗在豹房中沉溺于享乐，依赖宦官治理国政，完全忽视了作为皇帝的基本职责。 这种逃避最终害了武宗自己，也害了整个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