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3年，香港遭特大旱灾，港府向内地求救，不救，香港将是一座死城，中国可趁此要挟回归，救，可中国当时很穷，救还是不救？ （信息来源：家国视野--央视历史纪录：严重缺水的香港，是怎样绝处逢生的） 香港的麻烦藏在地图里，这片被海水环抱的土地，偏偏长着一身 “硬骨头”—— 火山岩和花岗岩构成的山地，像拒绝渗透的盾牌，让雨水刚落地就匆匆入海。 老天爷倒不吝啬，每年泼下两千多毫米雨水，却没留下像样的河湖存水，活脱脱一个 “捧着金碗要饭” 的困局，英国人最初压根没把这当回事，直到街头挑水的队伍比商船还长，才慌了神。 他们试过从日本买水，轮船拉回的水比威士忌还贵，悬赏一千英镑求方案，结果只收到一堆废纸，修了十几个水库，下场雨就满，晒两天就干。 到了 1962 年，老天爷像是关了水龙头，整整九个月没滴雨，连水库底都长出了荒草，那时候的香港街头，排队接水的人能从铜锣湾排到尖沙咀，四个小时的供水时间里，有人抱着水桶睡觉，有人为抢水打破头，医院的收费单上明明白白写着 “水费自理”，学校停了体育课，理由是 “怕学生出汗多”。 港英政府算过一笔账，照这干旱下去，全市存水只能撑 43 天，更要命的是，工厂停了工，商店关了门，连酒楼都得从几十公里外运水，英国人这才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殖民管理，在老天爷面前根本不管用。 那些年修的水库、定的限水令，不过是给破房子糊层纸，风一吹就散了，当香港人挖地三尺只挖出黄泥时，他们终于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 但这个 “自己”，从来不是远在伦敦的政府。 当香港街头的水龙只剩下涓涓细流时，北京的办公室里，一份加急电报摊开在周总理面前，此时的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劲来，口袋里比脸还干净，可电报里那句 “香港 95% 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像重锤敲在人心上。 3800 万拨款不是小数目，放到现在相当于几十亿，更难的是工程本身 —— 东江在东莞，香港在南边，中间隔着 83 公里山路，水往高处流，谈何容易？ 没有挖掘机，就用钢钎撬石头，没有起重机，就靠人拉肩扛抬管道，1964 年的夏天，工地上的温度能把铁铲晒得烫手，暴雨一来又能把土路冲成泥浆。 可上万号人就这么咬着牙干，白天头顶烈日，晚上点着马灯，硬是把石马河的弯道取直，在山腰间架起八级泵站，有人算了笔账，整个工程挖的土方，能堆出好几座小山，用的水泥，能填满半个深圳湾。 1965 年 3 月 1 日那天，当东江水流进深圳水库时，香港的报纸用了个标题：“河水倒流，奇迹诞生”，英国人瞪大眼睛看着时间表 —— 从开工到通水，只用了 11 个月，比他们预估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 东江水刚进香港那会，没人想到这会是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 “生命接力”，起初每年 6800 万立方米的供水量，放在今天不过是香港三个月的用水量，但在 1965 年，这相当于给奄奄一息的病人递上氧气瓶。 随着香港人口从 300 万飙升到 700 万，工厂越盖越多，水龙头越开越密，供水工程像被按下了快进键 ——1973 年第一次扩建，1982 年第二次，1994 年第三次，输水量翻了十几倍，才勉强跟上这座城市的心跳。 到了千禧年，供水标准变了，不再是 “有水就行”，而是 “要最好的水”，深圳水库边建了个巨大的 “净水器”—— 日处理 400 万吨的生物硝化站，东江水要在这里 “洗个澡” 才能进港，河源的新丰江库区，原本要修的公路改成了移民村，十多公里的防护林像绿色围墙，把污染源挡在外面，每天清晨，香港水务署都会准时收到水质报告，从 pH 值到微生物指标，几十项数据比菜谱还详细。 在深圳水库的纪念馆里，有张老照片特别打眼，1984 年，邓颖超站在坝上，握着建设者的手说，总理生前总念叨这工程，我替他来看看，那时候香港回归谈判正胶着，这碗东江水，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力量 —— 当撒切尔夫人提到 “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 时，中方代表轻轻一句 “香港的水龙头还在我们手里”，就让对方红了脸。 如今的香港年轻人，或许没经历过 “制水” 的苦，但每年夏天都会有趟特殊的旅程 ——“东江之水越山来” 的寻源活动，孩子们坐着大巴到江西三百山，在 “东江源头” 的石碑前听故事，看当年建设者用的钢钎和草帽。 说起来挺有意思，当年英国人用了百年没解决的水荒，中国人用十年就彻底根治，当年靠买水维生的殖民地，如今拧开水龙头就能喝到千里之外的清泉。 这背后藏着个简单道理：只有把香港当自家孩子的人，才会不计成本地修渠引水，才会在水库边种满防护林，才会让 “同胞” 两个字比任何利益都重，东江水流过的地方，不只是水管网，更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