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一个春日下午，两个北大学子在西餐馆拽英文羞辱客人，对方却是精通9国语言的辜鸿铭。那年辜鸿铭六十有余，独自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动作优雅地用刀叉切牛排。两个学生刚坐下没多久，就注意到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的老人。 “你看那老头，打扮跟清朝似的，还吃西餐，怕不是来长见识的。” “用刀叉切牛排？他懂个什么啊。” 两人一边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低声调侃，一边自觉洋气得很，语气里全是对“落伍者”的嘲讽。 辜鸿铭听得清清楚楚，起初没吭声，直到他们说出那句“封建老头也配吃牛排？”他才缓缓放下刀叉，抬起头来。 他用一口标准得令人发愣的英文说道：“When I was eating steak with a knife and fork, your parents were still in their diapers.” 那两位刚才还笑得欢快的学生一下僵住了，红着脸低下头，辜鸿铭又转为中文，平静地说：“你们是中国人，何苦非得用几句不中不洋的英文，来羞辱自己的同胞？” 这句话像一瓢冷水，兜头泼下，两个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匆匆买单离开。 这件事很快传遍北大，也再一次让人重新审视这个身穿旧衣、讲着莎士比亚的“古怪老头”。 辜鸿铭早不是第一次惹人议论，他穿清代马褂、留长辫，走在讲“科学与民主”的北大校园里，看起来像个活化石。 学生背地里叫他“辜疯子”，教授们也看他不顺眼，可谁都知道，这个老头可不简单。 他是北大的英文教授，却能讲九种语言，翻译《论语》《中庸》震惊西方文坛。 早年他在欧洲求学，拿遍各类学位，论文被欧洲学者传阅，连德国人都说他是“东方文明的窗口”。 可辜鸿铭并没有留在西方，相反他回国，教书，写文，用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做一座双方交流的桥。 他常说：“我学他们的语言，不是为了学他们的灵魂。” 辜鸿铭说这话时，正是民国初年，人人剪辫、换装、学英语，觉得不说几句洋文就不算有文化。 而他偏偏穿着旧袍马褂，走进北大的讲堂，讲莎士比亚，也讲《论语》。 学生上他的课，得背原文，得站着回答问题，他从不讲“洋气”，只讲规矩。他觉得尊重传统不等于顽固，学西方也不能丢了自己的根。 一次有人问他：“你这样穿着，别人笑你不合时宜，你不介意吗？” 他说：“辫子在我身上，不碍别人读书。若我这辫子让人心烦，那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清净。” 就是这种偏执，让他活成了那个时代最另类、也最有骨气的一个知识分子。 毛姆来访时，他一句“我不是你们叫来的猴子”，让对方当场说不出话，学生在课后议论他，他也不解释，只用才学让他们心服口服。 西餐厅那一幕，不只是两个学生的无知笑话，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焦虑的缩影，崇洋的、自卑的、焦躁的，混在一起。 而辜鸿铭就像他那根不剪的辫子，不愿跟风，想做个有点骨气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