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艳阳天》的争议：国内学者骂、香港学者捧，谁说得对？文学圈对作家浩然一直有激

关于《艳阳天》的争议：国内学者骂、香港学者捧，谁说得对？文学圈对作家浩然一直有激烈争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浩然是唯一能在全国出书的作家，代表作《艳阳天》写农村生活，后来被拍成电影。但改革开放后，很多学者批评他是"极左文艺代表"，说这书就是宣传工具，把那个时期的苦难美化了。有人甚至直接说："浩然的小说没文学价值，全是给路线唱赞歌。"但 2006年香港《亚洲周刊》搞了个"中文小说百强"评选，《艳阳天》竟然挤进去了，和鲁迅、张爱玲这些大作家的书排一块。 最敢说话的还是广州美院教授陈侗。他直接写了篇《为浩然辩护》，上来就开地图炮："现在骂《艳阳天》的人根本不懂书！电影拍得烂，连骂电影的人都骂不到点子上！"他觉得唯一靠谱的，反而是当年老画家方增先给书画的插图——那些农民扛锄头、晒麦子的画，现在看还也有艺术感。 陈侗最后甩了句狠话："就算《艳阳天》不够格当经典，也该是建国后最该被研究的书。可惜大家都忙着骂人，没人认真看它怎么写人、怎么写农村。"他还举了个例子：书里写老农民马老四饿着肚子干活，把省下的口粮喂牲口，这种细节既有时代烙印，又透着人性真实，比后来那些"文学"高明多了。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创作于1964年，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与作者早期创作的《喜鹊登枝》《新媳妇》等短篇小说相比，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斗争理论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浩然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艳阳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全站在斗争立场来描写农村生活，这与作者早期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在《喜鹊登枝》等早期作品中，浩然更关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擅长描写农村新人新事，展现社会主义新气象。而到了《艳阳天》，这些温情脉脉的生活场景被激烈的斗争所取代。 小说主人公萧长春的形象塑造最能体现这种转变。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基层干部，而是被塑造成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者。在第26章中，萧长春和焦淑红面对村民要求土地分红的诉求时，最初只是将其理解为个人私心作祟。但在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启发下，他们很快意识到这背后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小说中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比如焦淑红召开团支部会议，要求大家"脑袋里把斗争的旗子挂起来"，这些描写都带有明显的说教意味。 小说的叙事空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浩然早期作品最擅长描写农家院落、田间地头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描写往往生动鲜活，充满生活气息。但在《艳阳天》中，这些场景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会议场景：支委会、社员大会、积极分子会等等。这些会议成为斗争的主要舞台，不同立场的人物在这里展开激烈辩论。比如马之悦、马大炮等人召开的黑会，与萧长春主持的干部会形成鲜明对比。 《艳阳天》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农村各个阶层的矛盾都归结为阶级斗争。东山坞的故事里，每个人都像棋盘上的棋子，被明确划分到不同的阶级阵营。萧长春带领的贫下中农是一方，马之悦为首的地富反坏右是另一方，中间还夹杂着摇摆不定的富裕中农。这种划分不是简单的正邪对立，而是按照当时政治标准进行的阶级归类。 小说里的正面人物都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萧长春这个角色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农村干部形象，他大公无私，连亲生儿子遇害都能强忍悲痛继续工作。他身边的支持者也都赤胆忠心，比如马老四那句"活着死了都要跟社里在一块"的誓言，读来让人动容。这些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农村一部分基层干部的真实精神状态。他们真心实意相信集体化道路，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反面人物的塑造就更有意思了。马之悦这个角色写得特别活，他不是简单的坏蛋，而是个深藏不露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在于，他表面上装得很进步，背地里却在搞破坏。小说详细描写了他如何混入党内，如何伪装进步，如何在关键时刻给合作社使绊子。这种"两面派"的形象设计，明显是为了配合当时"警惕阶级敌人"的政治宣传。其他反面角色如马小辫、马斋等人，也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革命阵营。 小说对中间派的描写也很值得玩味。像马连福这样的富裕中农，既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反革命，他们摇摆不定，容易受蛊惑。这种人物设置反映了当时对农村阶级状况的判断，认为富裕中农是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中间力量。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转变过程，试图说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故事情节的发展完全遵循阶级斗争的逻辑。土地分红、闹粮风波这些看似普通的生产纠纷，都被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连萧长春儿子的死亡，也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阶级敌人凶残本性的证明。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强化了小说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