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毛主席请王震来看他。当时他身上带着枪，所以警卫不让他见主席。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后，对卫兵说：“王震不会伤害我的。我相信他。以后他来找我，除了他带了原子弹，没必要拦他！”
1956年，浙江杭州，一场突如其来的巡察通知打破了王芳的平静生活。王芳，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山东汉子，骨子里透着股倔强。清晨，他站在西湖边，薄雾笼罩湖面，远处的雷峰塔若隐若现。他紧握着一本《三国志》，手指摩挲着泛黄的书页，眼神却有些游离。
几天前，警卫员带来消息：毛主席即将到浙江巡察，并点名要见他。这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王芳心底层层涟漪——激动中夹杂着紧张。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书，苦笑了一下。过去几天，他几乎把能找到的历史书翻了个遍，甚至对着镜子练习如何应对毛主席的提问。
毕竟，毛主席以博学和风趣闻名，稍有不慎，自己的山东口音和直脾气怕是要出洋相。可越是准备，他越觉得心里没底。湖边的晨风吹过，王芳深吸一口气，喃喃自语：“镇定，镇定，拿出山东人的硬气来！”
会面当天，阳光洒满杭州公安厅的小院，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清香。王芳身着笔挺的制服，步伐却有些僵硬。走进会议室，他一眼看到毛主席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杯茶，目光温和却带着几分探究。王芳心跳加速，敬了个礼，声音略显沙哑：“毛主席好，我是王芳，浙江省公安厅厅长。”
毛主席放下茶杯，微微一笑，眼神扫过王芳胸前的名牌：“王芳？好名字！不过，山东大汉怎么起了个草字头的‘芳’？莫不是跟花草有缘？” 这话一出，屋里的人都笑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站在一旁，赶紧接话：“主席说得对！王芳，这名字听着像江南女子，不如改个硬气的，‘王刚’怎么样？”
王芳脸一红，挠了挠头，憨厚地应道：“行，改就改！就叫王方，方方正正！”他故意把“方”字咬得重，试图掩饰自己的局促。 毛主席却摆摆手，脸上笑意更深：“改什么改？山东的山秃得跟和尚头似的，好不容易有个‘草字头’的王芳，绿化靠你了！这名字得留着，等哪天山东遍地花香，再说改名的事！”
全场哄笑，王芳的紧张感瞬间消散。他偷偷瞄了毛主席一眼，心里暗想：这领袖果然跟传闻一样，风趣得让人如沐春风。接下来的交谈，话题从公安工作到浙江风土人情，气氛轻松得像拉家常。王芳渐渐放开，回答问题时条理清晰，偶尔还夹杂几句山东俚语，逗得毛主席频频点头。
就在谈话接近尾声，毛主席突然抛出一个问题，打破了轻松的氛围。 “王芳，我问你个事。”毛主席放下茶杯，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关公，姓什么？” 王芳愣了一下，脑子飞快转动。关公？那不就是关羽吗？《三国演义》里写得清清楚楚，姓关，字云长。
可毛主席问得这么郑重，答案肯定没那么简单。他犹豫片刻，试探着答道：“姓关？” 毛主席摇摇头，嘴角微微上扬：“不对，不对。关公不姓关。” 王芳瞪大了眼睛，屋里的其他人也露出惊讶的神色。毛主席慢悠悠地讲了起来：
“关公原名叫冯贤，河东人。他年轻时为朋友出头，失手杀了人，只好亡命天涯。逃到潼关时，看到关卡巍峨，心生一计，改姓关，单名羽，寓意像鸟儿一样自由。 从此，他才成了我们熟知的关云长。”
故事讲完，王芳听得入了神。潼关的巍峨关卡、冯贤改名的果决，仿佛就在眼前。他忍不住追问：“主席，这故事《三国志》里没写啊，是真的吗？” 毛主席哈哈一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呀，回去多翻翻书，查查典籍。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东西。”
送走毛主席后，王芳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办公室，他立刻翻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一页页查找关于关羽的记载。可无论怎么找，书里都没有“冯贤”这个名字。他又托人借来地方志、野史，甚至请教了杭州大学的教授，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渐渐地，王芳明白了：毛主席讲的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个引子，真正的目的是让他去探究、去学习。 在查阅资料的日子里，王芳读到了关羽从一介布衣到蜀汉名将的传奇人生，也了解了潼关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战略意义。他的视野被打开，知识的边界不断扩展。
虽然最后王芳再未找到“冯贤”的确切出处，但他从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次会面，依然感慨万千：毛主席不仅是一位领袖，更是一位点燃心火的导师。
据党史资料，毛主席常以历史典故激励干部学习，类似王芳的经历并非个例。在1950年代，他多次通过提问冷知识或讲述轶事，引导部下深入研究历史与文化。这种方式不仅提升了干部的知识素养，也让他们在工作中更有底气。
关羽作为忠义的象征，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毛主席借此设问，实则是以文化为桥梁，激发部下的求知欲，推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