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画坛巨匠徐悲鸿去世没几个月，他30岁的遗孀廖静文，带着两个孩子，把上千幅真迹画作和珍贵古画，打包捐给国家，一分钱没留，很多人说她是疯了，还有人说她是为了洗白名声，但没人知道，她后来再婚、生了孩子，却一辈子以“徐悲鸿遗孀”自居，连签名都不改，这事，一直被人议论了几十年。 徐悲鸿走得突然，脑溢血，没抢救过来。那一年是1953年，9月末，北京秋风刚起，他58岁，廖静文才30岁。 徐悲鸿病重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说：“我的画，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国家的。”廖静文听懂了。 葬礼过后，她把屋里所有能数清的画，全给装箱了，1200多幅，连带1100多幅古代字画，还有藏书、印章，统统无偿上交。 她没哭，搬进了三口人住的小屋，有人劝她：“这些画你留一半，也够三代人花。”她说：“这些是他的命，不是我发财的路。” 捐完画没多久，她去找相关部门，说要建纪念馆，她一口咬定：这个馆必须用“遗孀”的名义办。 这时候不少人心里犯嘀咕，廖静文不是徐悲鸿的原配，徐悲鸿之前有过一段长达二十年的婚姻，叫蒋碧薇。 廖静文是后来插进来的，年纪小，长得秀气，会照顾人，还跟着徐悲鸿学画，有人私下里说，她就是小三上位。 这些声音廖静文不是没听见，但她不理，她拎着画卷和信纸，一封封去写信求支持，最后，纪念馆批了下来。 她去请周恩来题字，又找郭沫若写馆名，这一段她花了三年时间，风里雨里来回跑，等纪念馆挂牌，她站在门口拍了张照片，署名“徐悲鸿遗孀廖静文”。 外人以为她会一辈子就这样过，谁也没想到，1956年，她带着孩子坐火车，竟然遇到了黄兴华，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比她小几岁，人干净，说话客气，见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主动帮忙拿行李、找座位，孩子们闹，他就帮着哄，一路上关系就拉近了。 黄兴华对廖静文上了心，几个月后又主动找来，帮她带孩子，送吃的用的，廖静文犹豫过，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吧？”黄点头。她说：“我一辈子最爱的是悲鸿，我这身份不好处理。”黄说：“你爱他，我尊重，我不介意。” 两年后，两人结婚了，廖静文当时没人知道，也没请客，没办酒席，孩子也不清楚母亲结婚了没，1959年，他们生了个儿子，叫廖鸿华，取的是廖、徐、黄三人的姓。 可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黄兴华年轻，热情多，但没能理解廖静文的执念，她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全扑在纪念馆上。 白天管理画作，晚上整理徐悲鸿的笔记、信件、手稿，黄兴华越来越不满，觉得自己成了“摆设”，有朋友打趣说：“你老婆根本就是个活寡妇。”黄听了脸都青了。 两人矛盾越来越多，四年后，1962年，他们离了婚，廖静文没要赡养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 她最怕的不是生活困难，是外人知道她改嫁了，会骂她是“假遗孀”，她决定把这个小儿子送出国，多年以后才有人知道，廖鸿华早早就移民加拿大，再没公开露面过。 之后好几年，廖静文一口不提自己再婚的事，她对外依旧签“徐悲鸿遗孀廖静文”，也没回避媒体采访。 有人当面问她：“你已经再婚了，还能叫遗孀吗？”她反问：“我为他守着这些画、这些事，难道我不是他的人了？” 她的坚持换来的是一半人支持，一半人质疑，画界里有人挺她，说没有她，就没法保住这些宝贵的资料，也有人反感，说她名利心太强，拿“遗孀”身份炒作。 她不辩解，只做事，她带着工作人员清点徐悲鸿的草图、讲课记录，翻着资料一页页分类，生怕落下任何细节，有人劝她休息，她摆摆手：“我要是不弄好这些，对不起他。” 纪念馆一次次搬迁重建，最早的那一座在阜成门外，后来因为修地铁被拆了，几十年后，北京西城区决定重建新馆，她已经是九十岁老太太了，还穿着旧外套去工地看施工。 2015年6月16日，廖静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那时，新的纪念馆还没完工，她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徐悲鸿画册，页角翻得很旧。 工作人员没动，照原样保留，馆里后来设了一间陈列室，展示她的背影照，还有一本她手抄的日记。 直到她去世，还有人讨论她的“身份”，可不管外人怎么看，她从来没改过对自己的称呼，她一生，都活成了“徐悲鸿遗孀”。 参考资料： 《廖静文回忆录：我与徐悲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