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为什么能用大清十五分之一人口收到三分之二税收？ 公元1453年5月29日

奥斯曼为什么能用大清十五分之一人口收到三分之二税收？

公元1453年5月29日，经过五十多天的围攻，奥斯曼帝国年仅21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终于攻破了这座被称为＂世界之城＂的古老都市。当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墙上战死的消息传来时，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帝国彻底落下了帷幕，而另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场胜利的代价并不小。为了攻下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攻城大炮，雇佣了大批工程师和炮手，养活了十几万大军整整两个月。更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还花费重金收买了热那亚商人，借助他们的木板滑道才得以将战船运入金角湾，完成了这次看似不可能的军事奇迹。战争结束后，当苏丹站在刚刚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新都城头时，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是征服的喜悦，更是一个现实的难题：如何养活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纪前那个盘踞在安纳托利亚西北角的小公国。从1326年占领布尔萨开始，奥斯曼人的疆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他们向西攻占了加利波里和亚得里亚堡，向南控制了索菲亚和尼什，甚至将触角伸向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和佩特雷这些富庶的商业城市。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更多的土地、更多的人口，但同时也意味着更沉重的管理负担。 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内部，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简直是天差地别。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游牧部落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而巴尔干半岛的城市却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希腊的一些港口城市每年能为帝国贡献大量的贸易税收，但内陆山区的农民却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保障。 1821年3月25日，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响起了一阵枪声。大主教日尔马诺带着3000多名武装战士在阿基亚·纳弗拉集合，举行了一场改变历史的宣誓仪式。这场后来被称为希腊独立战争的起义，表面上看是希腊人要摆脱奥斯曼统治，但深层原因却与奥斯曼帝国实行了几个世纪的包税制度密不可分。 要理解这场起义的根源，得把时间倒推回15世纪。当时奥斯曼帝国刚刚征服了大片土地，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怎么从这些新占领的地区收到足够的税收来维持帝国运转。传统的做法是派官员直接征税，但这套办法在奥斯曼帝国这里行不通。 奥斯曼人想出了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办法：包税制。简单说就是政府不直接收税，而是把收税的权利＂承包＂给私人或者机构。比如一个地区每年应该上交100万银币的税收，政府就找一个有实力的承包商，让他先交80万银币给国库，然后这个承包商就可以去那个地区收税，收多少是他的本事，超过80万银币的部分就是他的利润。 这套制度在帝国初期确实很管用。政府不用操心具体怎么收税，只要坐等承包商把钱送上门就行。承包商为了赚钱，会想方设法提高征收效率，这比派官员去慢慢收税要快得多。 帝国内部实行的是米勒特制度，不同的宗教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希腊的基督教徒只要交人头税，就能保持相对的自治权利。他们的东正教大主教不仅管理宗教事务，还能征税、设立法庭处理民事纠纷，甚至可以判决结婚、离婚和遗产案件。这种安排让希腊人在奥斯曼统治下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从1453年到1821年这段时期算不上是人间天堂，但绝对不是人间地狱。＂ 包税制的威力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奥斯曼帝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土地和地产收入、商业收入，还有城市税收。通过包税制，这些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帝国有了充足的财力来维持庞大的军队，特别是那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近卫军。这些近卫军士兵都是通过＂德伍希尔迈＂制度从基督教家庭中挑选出来的男孩，每个有5个男孩的基督教家庭必须贡献一个10到15岁的孩子。这些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改信伊斯兰教，成为苏丹最忠诚的家奴式战士。 正是有了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支撑，奥斯曼帝国才能不断向外扩张。从16世纪开始，奥斯曼军队的铁蹄踏遍了东欧平原，兵锋直指维也纳城下。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帝国＂。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包税制提供的稳定财政支持。 但是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遭到了挫折，新的土地越来越难获得，但需要通过分封获得土地的人却在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帝国推行了新的基夫里克斯制度，取消了农民的永租权。地主开始更加严苛地剥削农民，经常用债务手段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 到了19世纪，包税制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了。人头税在整个税收结构中的比重竟然高达80%，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更要命的是，税收征管变得层层剥皮，效率极其低下。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成了普遍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了。经历了数百年奥斯曼统治的希腊人，终于在1821年那个春天举起了反抗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