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最尴尬的不是哈佛，也不是7000名留学生，而是潘石屹夫妇，截止2014年，潘石屹夫妇一共为哈佛等美国高校捐款多达6亿。 2014年，SOHO中国基金会宣布拨款一个亿美元，在哈佛、耶鲁等设立奖学金，为国内优秀而经济困难的学生“买通门票”，让他们能站上学业、视野和资源都难以比拟的全球舞台。 相关报道也反复说明，这些钱不是单纯捐给校方用来盖楼修路，而是定向资助在校中国生，按数据来看，仅哈佛一个学校的一笔捐赠就能支持几十位中国学生顺利读完整个本科学业，这些受助学生将来无论选择留美还是回国，的确有了人生关键的转折点。 不过，随着美国社会和国际关系风向的变化，这类捐赠面临的变数大大增多，比如不少消息称，美国高校国际招生政策收紧，新生受限，现有留学生也被要求限期转学。 未来中国学子进哈佛的机会如果被堵死，类似“定向中国学生”的奖学金还发不发出去，社会普遍开始关心。 早几年舆论还在争：这些钱为啥不直接用在中国大学? 当时潘石屹夫妇解释，主要是想让中国寒门子弟突破资源天花板，早点融入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 如果这条路真被堵了，大家难免会问——捐给哈佛的巨资如果没花完，退回来能不能实现？ 奖学金基金如果不能发给中国学生，是不是会转给别国人？这些疑问变得现实。 查一些有关哈佛奖学金制度的报道，能看到捐赠一般都签有明确合同：限定资金用处、服务对象及期限，哪怕留学生政策变动导致奖学金发放受阻，理论上资金并不会随意挪用，而是会和捐助方协商要么等政策恢复、要么调整使用范围。 有的协议里甚至可以设定退款触发条款，只不过现实操作中，这类跨国捐赠的资金流向、处罚细节，外界往往难以全部透明获知。 毕竟这些顶级院校确实更擅长保护自身利益，也有很强的资金管理惯例，对于个人或企业捐助者来说，想要调整捐赠条件，也会涉及大量法律程序和谈判。 不只是捐赠钱能不能收回的问题，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资金怎么用最有效，国内不少议论说，与其让极少数孩子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如大面积改善中国本土高等教育，让普通人都能受益。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人认为，国内顶级高校奖学金体系受捐渠道较少，机制复杂，有企业家直接往欧美名校捐钱，更容易保证公益效果，社会关注度也高。 从个人成长角度看，走出去视野更宽、未来资源更多，到底捐在哪，“最大受益者”是谁，各方见仁见智。 如果今后国际形势动荡还会常态化，类似奖学金、教育善款的设计是不是也应该更“柔性”和多元，比如提前设定B方案、确保钱不会闲置，哪怕用不出去还可以支持国内高校创新，这样才能让每一分慷慨的投入真正派上用场，让广大学子和社会受益而不是让善意流于纸面。 未来如何使用好每一笔教育慈善资金，如何为优秀青年的长期成长创造更多元的通道，恐怕才是更应关心的问题，不管趋势如何变，相信通过不断完善规则、加强透明度，终有一天中国教育慈善会走一条真正可持续、高效优质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