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云南的“土皇后”杨菊芬即将被执行死刑前留影，戴着脚镣，穿着囚服，却仍旧能看出她的长相十分甜美。 家里人能吃苦，杨菊芬从小就跟着大人干活。别人家孩子上学，她却早早回家种地、喂猪。 说起来她小时候就特别精灵，也特别爱美，逢年过节都会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自己在镜子前比划半天。 有一次村里发了救济粮，大家都领着回家，杨菊芬妈妈还在路边帮忙。老人们都记得，杨菊芬的妈最操心的就是女儿， “这丫头嘴甜，脑子也快，就是家里条件实在不行啊！”小时候贫穷像根刺，扎在她心头。她后来辍学，也不是不想念，是实在没得选择。 村里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其实还挺好。她十几岁那会儿，长得清秀，人也乖巧， 大家都说“杨家的闺女以后准有出息。”可惜村里能出息的路不多，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嫁人。 16岁那年，杨菊芬决定去瑞丽闯闯。没人送行，她揣着家里凑的几十块钱和一身干净衣服，跟着人群去了城市。 有人说她是为了赚钱养家，也有人说她心气高，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 但不管别人怎么议论，这种从底层拼出来的劲头，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里，其实是很能理解的。 家里穷，日子苦，谁不想多挣点钱？可一旦进了城，能做的活计其实也就那几样。 杨菊芬最早是在洗脚店做杂工，工资不高，却特别勤快。她会跟着师傅学做菜，闲时把地板擦得锃亮。 她喜欢打扮自己，每次发工资都会买点便宜的化妆品。“小菊要是家里条件好点，也不至于在外头吃这么多苦。”有个同事这么说过。 可就是这种“会过日子”的姑娘，在城里见识了更大的世界后，心气儿越来越高。她发现，靠辛苦赚来的钱根本不够花，于是开始琢磨别的路子。 最初是接受顾客的小礼物，后来学着和男孩子交朋友，谁大方就跟谁多说几句话。 她的变化其实身边人都看在眼里——美丽带来了选择，但也带来了新的欲望和风险。 杨菊芬认识蒋家田是在瑞丽那家足疗店，没人知道他们怎么搭上的，只知道后来杨菊芬不再为钱发愁。 村里人第一次听说她找了个“有头有脸”的人，是她回老家给父母盖新房的时候。 那阵子，杨菊芬回来的少，但每次都是大包小包，还给兄弟姐妹买衣服。她母亲开始还挺自豪，见谁都说“女儿在城里有出息了。” 但过了不久，家里人开始担心，“她年纪轻轻，哪来这么多钱？”亲戚们背后议论，说她是不是走了歪路。 杨菊芬没回避，只说自己找了个年纪大的男朋友。父母气得差点和她断了关系，可拗不过女儿一意孤行。 后来她怀孕了，带着蒋家田回家，家里老人家本来不愿意见，但看他出手大方，渐渐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 就在家人都以为她能安稳下来时，杨菊芬开始沉迷赌博。瑞丽那边赌场多，很多打工妹都喜欢碰碰运气，可大多数人都是输多赢少。 她赌博成瘾，输钱越来越多，蒋家田非但没怪她，还主动把钱交给她打理。 村里有老人说过，“这丫头啊，被钱蒙了心，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后来，她干脆把家里人也卷了进去。父亲帮着联络货源，母亲藏货，哥哥偶尔也参与运输。 一个原本为了过日子拼命的家庭，就这样一步步被拖进了贩毒的泥潭。 有人说杨菊芬带坏了一家人，也有人说是穷日子把全家人逼上了这条路。可无论怎么解释，那时候她家已经在村里出了名， 外人都叫她“土皇后”，说她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这“有头有脸”，背后全是脏钱。 2008年，杨家出事。父亲在边境被抓，警方顺藤摸瓜查到了一家人的罪行。 老家的村民都吓了一跳，“原来她家是做这个的？”也有不少人说，其实早就猜到她的钱来路不正，只是没人敢说。 案件公开审判那天，许多被她和蒋家田伤害过的人都在旁听。法院人山人海，有的冷眼旁观，有的低头叹气。 杨菊芬坐在被告席，低着头，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没想到贩毒会判死刑”，还请求法院宽大处理，理由是女儿年幼需要照顾。 身边的人记得，杨菊芬在狱里开始变得沉默。刚判刑那会儿，每天以泪洗面，不和人说话。后来渐渐想明白了， “这一生贪婪和贫穷，就这两个字。”她常常对狱警说，自己这条命，走到今天，其实也算活明白了。 真正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女儿。女儿被蒋家田的大女儿接到四川，她只能靠信件了解女儿的消息。 她在给女儿的遗书里写，“妈妈希望你以后能做个普通人，健康平安就好。” 临刑前，杨菊芬提出要捐献遗体。她不识字，让狱友帮忙写申请。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只说：“我欠的太多了，死后能还一点是一点。”领导批了她的申请，她才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她最后的照片，穿着囚服，脚上戴着脚镣，脸上还能看出些许温柔。那天，她一言未发，跟着狱警上了车。 行刑现场很安静，没有人哭闹。只有她自己，理了理头发，轻轻地抿嘴一笑。那一刻，她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