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知青李根生返城。父亲说：“我已再婚，给你20元，别再回城！”李根生含泪告别父亲。没料到，16年后，李根生却对父亲说：“感谢你当年的决定！” 那年深秋的上海火车站，背着褪色帆布包的李根生在站台徘徊了三个钟头。 他望着站前广场上飘落的梧桐叶，裤兜里揣着父亲塞给他的两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 这年他22岁，刚从云南户拉寨结束五年知青生活返城，却在这个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城市里，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无家可归。 故事得从二十年前说起，1952年出生的李根生，在弄堂口的石库门老宅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李建国是纺织厂六级钳工，母亲是街道幼儿园老师，虽然不算富裕，但父母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在这棵独苗身上。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1954年早春，一场急性肺炎带走了年轻母亲的生命，也带走了这个家庭最后的温暖。 此后十年间，李建国既当爹又当妈，用布满老茧的手掌托起了儿子的整个童年。 清晨五点半纺织厂的早班汽笛、傍晚菜市场收摊前的打折青菜、深夜缝补衣裳的昏黄台灯，构成了李根生记忆里最鲜活的画面。 这种相依为命的日子持续到1964年，当父亲把烫着卷发的张秀兰领进家门时，12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被世界抛弃的滋味。 新组建的家庭很快显露出裂痕，张秀兰带来的5岁男孩占据了原本属于李根生的位置，崭新的的确良衬衫、书包里每天不重样的鸡蛋、过年时单独添置的灯芯绒外套，这些区别对待在逼仄的二十平米空间里无处遁形。 最让少年心寒的是，那个曾经把他扛在肩头看烟火的父亲，眼神里渐渐蒙上了怀疑的阴翳，学校催缴书本费的单据被继母说成"乱花钱的证据"，日渐消瘦的身形被解释为"挑食耍性子"。 1968年冬天，当父亲抄起鸡毛掸子抽在他背上时，16岁的李根生终于明白，这个飘着煤球烟味的石库门，再也不是他的避风港。 196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很多城市青年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对李根生而言却是逃离现实的救命稻草。 当同龄人还在为留城名额四处奔走时，他第一个在街道办签下了志愿书。 出发那天，父亲往他包袱里塞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继母抱着弟弟站在三步开外，像在看别人家的热闹。 云南户拉寨的亚热带季风给了这个上海青年当头一棒，湿热的气候让他的白衬衫永远粘在后背上，水田里的蚂蟥总能在裤腿找到突破口，更别提那些完全听不懂的傣语。 转机出现在插队三个月后的雨季，当李根生第无数次摔在水田里时，村支书岩温的女儿玉罕笑着递来块芭蕉叶包的糯米饭。 这个比他小两岁的傣族姑娘，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教会他识别可食用的野果，带着他摸黑去溪边钓过山鲫，还在他发烧卧床时熬了三天三夜的草药。 五年时光在插秧割稻的循环中飞逝，1974年返城政策松动时，知青点里弥漫着躁动的气息。 李根生握着玉罕长满茧子的手，在橡胶林里许下了"去去就回"的承诺。 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父亲冰冷的逐客令，那个曾经为他撑起整片天的男人，在车站塞给他20块钱时说："别回来了。"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最苦涩的果核里，回到户拉寨的李根生和玉罕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村委安排他当上了乡邮员。 每天骑着叮当响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各色信件包裹穿梭在十几个傣寨之间，上海弄堂的记忆渐渐被竹楼炊烟覆盖。 1980年邮电系统招工，这个跑遍十里八乡的"活地图"顺利转正，妻子也在村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小日子像寨口的老水车，虽不富足却踏踏实实地转着。 1990年春天，38岁的李根生带着妻儿回上海探亲。 站在虹口区那栋斑驳的石库门前，他看见满头白发的父亲正佝偻着扫院子。 继母卷走家当跟人跑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外地打工，曾经热闹的灶披间冷清得能听见回声。 当老人哆嗦着摸出存折要补偿时，李根生轻轻按住了那双枯槁的手。 此刻他忽然读懂了很多东西：当年父亲再婚时的无奈，车站分别时躲闪的眼神，还有藏在20块钱里的愧疚。 如今的户拉寨早不是旧时模样，政府扶持的橡胶种植让村民住上了砖瓦房，玉罕转成了公办教师，儿子考取了省城的师范学校。 李根生常坐在自家小楼前望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如今都成了下酒的故事。 每到雨季，他还会梦见1974年那个湿漉漉的清晨，玉罕举着油纸伞等在村口，身后是漫山遍野的野芭蕉。 信息来源：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农垦志》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知青返城安置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