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0日，拥有40辆大客车和60亩果园的马来西亚华侨殷华生偷偷坐上船，回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他的父亲驾车急速追到港口，声嘶力竭的一遍遍大喊儿子的名字，殷华生躲在船舱里泪流满面，可他硬是没有出来招呼父亲，而是朝着父亲的方向跪下，哭着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1939年春天，马来西亚槟城码头发生了一场揪心的离别。 开果园养车队的富商殷华生背着家人偷偷登船，他父亲追到港口撕心裂肺喊儿子名字的声音，顺着海风钻进船舱里。 这个三十出头的华侨小伙蜷缩在货舱角落，眼泪把衣襟浸湿了大片，朝着甲板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他怀里揣着全家福照片，刚满周岁的女儿还在襁褓里冲他笑呢。 要说殷华生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往战火里钻，这事儿得从三年前说起。 日本兵打进北平城那天，南洋华侨圈就炸了锅。 这些在南洋打拼的生意人，虽然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可骨子里流的还是炎黄子孙的血。 听说祖国遭难，他们掏钱捐物的手就没停过——橡胶商把整船的轮胎往国内运，米行老板捐了二十车大米，连街边卖云吞面的小贩都凑了半个月收入。 可到了1938年冬天，事情起了变化。 日本鬼子把中国沿海港口全给封了，就剩下云南到缅甸那条盘山公路还能运物资。 这条路可不好走，七百多公里全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晴天黄土漫天，雨天泥浆裹轮，老司机开着都打怵。 最要命的是缺会开车的人——当时全中国拿过驾照的拢共不到五千，前线还天天在死人。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急得嘴上燎泡，连夜印了三千份《告南洋同胞书》。 这通告写得实在，没扯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就说了两件事：国内等着汽车兵救命，回国可能要送命。 谁也没想到，通告贴出去的第二天，新加坡陈记米行的少东家就退了婚约，泰国橡胶园的二少爷典当了金表，连仰光华侨小学的教员都辞职了——全奔着报名处去了。 殷华生就是这时候动的念头。他白天照常打理着四十辆大客车，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 有天给女儿换尿布，小丫头冲他咯咯笑，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国内那些被鬼子杀害的婴儿，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么着，趁着清明节家里祭祖忙乱，他揣着几件换洗衣服就跑了。 要说这些华侨子弟是真不容易，滇缅公路跑一趟得七天七夜，路上要翻三座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趟过十几条湍急的河。 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司机们不得不在车顶架机枪，边开车边对空扫射。 有个叫陈龙杰的马来富商独子，高烧烧得直说胡话还握着方向盘，临咽气前非要埋在公路边上，说要亲眼看着鬼子滚蛋。 据云南省档案馆记录，从1939年到1942年，这三千二百多南洋子弟总共运了五十三万吨军火、一万五千辆卡车，还有数不清的药品粮食。 可每跑三趟车就要折损一个司机，悬崖底下埋着百十辆摔成铁饼的卡车，路边的野花丛里冷不丁就能看见半截墓碑。 活下来的人也没好到哪去，疟疾、烂脚病都是家常便饭，二十出头的小伙被晒得跟老树皮似的。 殷华生算是命大的，熬到抗战胜利回了马来西亚。 可家里早变了样——老父亲在他走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母亲哭瞎了眼睛，妻子带着女儿改嫁去了新加坡。 当年和他一块报名的兄弟，十个里头有六个永远留在了云南的深山老林里。 2015年，云南省在畹町镇树了块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刻着所有南侨机工的名字。 当地老乡到现在还念叨，说清明节总能听见山沟里传来汽车喇叭声，一声长两声短，跟当年他们约好的暗号一模一样。 （官方信源：云南省档案馆《滇缅公路抗战运输档案》；《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