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6年，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投入两千亿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的话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边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物理学泰斗杨振宁表示坚决反对，另一边是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拍桌子喊“必须建”。两位顶尖的科学家针锋相对。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件事上有如此大的分歧呢？ 杨振宁主打的是务实主义，他说话也不绕弯子：“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山区孩子上学的问题都还没解决，拿两千亿搞对撞机太离谱。” 在他看来，以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问题才是当下的重点。 他还以美国之前超导超级对撞机的失败举例，这个项目因为预算失控而被终止，数十亿美元直接打了水漂。 此外，两千亿元的投入可能挤占其他基础科学领域的经费，比如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等，而且短期内基本看不见经济回报。 但王贻芳却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王贻芳认为对撞机建设涉及低温超导、精密机械、抗辐照芯片等前沿技术。他估算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一期仅需三百六十亿元，而且还能推动国产化技术突破，反哺医疗成像、交通等领域。 而且从科学角度出发，王贻芳主张希格斯粒子的深入研究，可能揭示暗物质、宇宙起源等终极问题。 中国如果能建成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那么将会成为全球高能物理中心，以此吸引数千名国际顶尖科学家，形成科研集群效应。 对此，杨振宁却认为这正暴露了中国人才短板的问题。中国高能物理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占比不足2%，即便对撞机建成，主导研究的仍将是外国科学家。 到那时候，中国并不是中心，反而更像个“科研外包基地”。 同时杨振宁还指出了目前技术依赖的问题。像那些核心设备比如超导磁铁、真空泵等，目前都还依赖进口，技术自主性不足。 而对于对撞机的科学价值杨振宁也表示存疑，他认为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过，标准模型趋于完善，而超对称粒子等理论仅为猜想。即便发现新粒子，也可能仅验证既有理论，难以实现颠覆性突破。 对此王贻芳又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合作是具有战略价值的。 中山大学团队参与欧洲LHC实验并获“科学突破奖”的案例表明，国际合作能提升中国科研话语权。对撞机可打破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跟随者”角色，转向“引领者”。 双方虽然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视角全然不同。杨振宁担忧“面子工程”浪费资源，王贻芳追求“科学制高点”。 杨振宁的立场体现的是“当下优先”的务实思维，认为目前中国城乡、区域的教育仍然存在明显差距，需要资金去优化教育公平。 而王贻芳则着眼“未来投资”，认为基础科学是科技强国的基石，正如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虽争议重重，却为同步辐射技术应用奠定基础。 而这也暴露了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难题，有限的资金，到底该优先砸向星辰大海，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困境？ 不仅两位科学家吵得不可开交，连网友们也下场一起辩论起来了。 支持杨振宁的人认为：“在这种信息时代，有些山区的小学连电脑都没有，花两千亿找粒子不如先给每个学校配台电脑。” 而力挺王贻芳的人也不甘示弱：“当年搞两弹一星也有人嫌贵！没有大科学装置，中国永远当不了科技老大！” 欧洲FCC对撞机计划2035年开建，中国要是现在不行动，未来可能彻底出局。虽然到现在这个事还没定论，但似乎已经有些端倪显现。 今年初，国产超导磁铁已通过实验室测试，有望打破国外垄断。而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撞机仍在候选名单。 回头看看，这场争吵恰恰证明中国强大了。 要是搁几十年前，谁敢想我们能讨论要不要建对撞机？无论是杨老的“民生优先”，还是王院士的“科技突围”，本质上都在为国家找最优解。 说到底，这不是一道“建或不建”的是非题，而是“何时建、怎么建”的策略题。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