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的天空阴沉得像要塌下来。那天，14岁的孔继宁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课本摊开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广播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教室里一片死寂，同学们低声抽泣，老师捂着脸走出了教室。孔继宁却只是静静地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像是攥住了心里翻涌的千言万语。他站起身，步伐沉重地走向教师办公室，敲开门，低声对班主任说：“老师，我要请假……毛主席是我外公。” 班主任愣住了，以为听错了，盯着眼前这个瘦削的少年，眼神里满是疑惑。孔继宁没多解释，背起书包，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北京街头的秋风里。 那一刻，没人知道，这个总是低调到几乎透明的学生，竟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外孙。他的名字“继宁”，是外公亲手取的，寄托着“继承列宁遗志”的厚望。 而那一天，他失去的不仅是新中国的领袖，更是那个在中南海里陪他下棋、给他讲故事的外公。 1962年，孔继宁出生在红色家庭的特殊光环下。作为毛泽东长女李敏与孔令华的儿子，他是毛主席的第一个外孙。 从小，他就在中南海的院子里长大，跟着外公学会了写毛笔字，也听过无数次“实事求是”的教诲。毛泽东工作繁忙，但只要有空，就会拉着小继宁到书房，摊开地图，指着延安、井冈山给他讲当年的故事。 那些时刻，毛泽东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一个眼神柔和、嗓音低沉的外公。他曾笑着对继宁说：“你这小家伙，跑得比谁都快，将来可得把革命的担子挑起来！” 但孔继宁从小就被父母告诫：“你是毛主席的外孙，但不能搞特殊化。”他上学从不让专车接送，背着布书包挤公交，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连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一次，同学嘲笑他鞋子破了，他只是笑笑，低头把鞋带系紧，说：“破点没事，能走路就行。” 那支外公送的钢笔，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奢侈品”，笔身上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字，像是一盏灯，照亮他低调却坚韧的少年时光。 1976年元旦，孔继宁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外公。那时的毛泽东已经病重，坐在藤椅上，咳嗽声断续却清晰。 孔继宁端着茶杯站在一旁，眼睛不敢看外公瘦削的脸。毛泽东却拉着他的手，声音沙哑地说：“继宁，糖吃多了牙会疼，革命成功了更要防骄防躁。你要记住，路得自己走，结实点，别摔跤。”少年点点头，眼眶却红了。他知道，外公的话不仅是对他，也是对整个家族的嘱托。 九个月后，噩耗传来。孔继宁在学校听完广播，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起小时候外公教他下象棋时说过：“棋盘上输赢无常，人生也是如此，关键是走好每一步。” 他强忍住泪水，告诉自己不能在同学面前失态。回到家，他翻出那支钢笔，紧紧握在手里，像是要抓住外公留下的最后一丝温度。 那次请假，他没有回中南海，而是去了韶山。站在外公出生的老屋前，他看着屋外的老槐树，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那个从韶山走出的伟人故事。孔继宁跪在地上，喃喃自语：“外公，我会走好自己的路。” 1980年，孔继宁考入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走上了与外公青年时期相似的军旅之路。他选择军事院校，不仅因为对外公革命岁月的崇敬，更因为他想用行动证明：他不仅是“毛主席的外孙”，更是孔继宁自己。 军校生活艰苦，负重行军、野外拉练是家常便饭。一次50公里拉练，他肩上的背包带子磨破了皮肤，血渗进军装，教官让他休息，他却咬牙说：“没事，我能坚持。”那次拉练，他的肩部落下永久性劳损，战友们却给了他一个绰号——“铁骨孔”。 没人知道他的家世，他也不愿提起，唯一泄露身份的，是他包里那支刻着“实事求是”的钢笔。教官无意间看到，惊讶地问：“这笔哪来的？”他只淡淡一笑：“家里人给的。” 军校毕业后，他选择留在部队，参与国防教育工作。他常对新兵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这句话，像极了外公当年的教导。 1999年，孔继宁投身商海，创办了深圳一家科技公司。他将外公的《矛盾论》《实践论》列为管理层必读书目，每月要求高管写结合经营的分析报告。 员工起初不理解，觉得“老掉牙”，但他却说：“矛盾无处不在，实践出真知，这道理永远不过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从一个小团队成长为行业标杆，他却始终保持低调，拒绝任何与“毛主席外孙”相关的宣传。 2001年，他创立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选用外公在延安时期的书法体作为标识，并设立“实事求是”奖章，激励青年学者。 参考文献： 《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