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董士沅在账本边上写下一句：“油一两四角八，米一斤五角二。”他是合肥一个货栈掌柜，眼睁睁看着手里的银元变成废纸，房租收不上来，饭桌上没了鱼肉，只剩干馒头。 他曾经穿长衫、读报纸、讲规矩，算是本地有头有脸的生意人，可战争一来，他成了没活干、卖字画、吃开水馒头的“穷讲究”。 1936年，董士沅的日子还过得体面，他管着一家商号，月薪连同利息、分红加起来有一百多块银元。 他会花五毛钱去澡堂蒸个桑拿，顺手赏给伙计二毛的“小费”，闲时还会请人吃茶讲《孟子》。 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每天的支出都算得仔细，哪怕是“理发四分”“酒钱一角”，也没落下。 他不是大富，但稳定，那时的中产阶级讲求的是面子、规矩和稳定，他买书不手软，常买《法律质疑汇刊》《铁道史》，连《史记》都翻过。 家中有藏画，墙上挂着字帖，还雇了个临时小工帮忙搬东西，他不是那种天天应酬的暴发户，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日子过得“讲头十足”。 1937年卢沟桥一响，局势全变，第二年，日军攻进安徽，董士沅的商号关门，他不再是账房管事，而是无业游民。 他搬出自家大宅，租人家屋檐底下的旧屋子住，账本上开始出现“房租收入10元”，说明他靠租房维持生活。 这还不是最惨的，后来连这十元都常常收不上来，房客自己都吃不饱饭了，哪有钱交租？ 没有固定收入，吃喝用度一天天缩水，1938年起，账本上有关“点心”“糖果”的项目几乎消失。 他以前爱吃的糕点，什么蜜三刀、麻花，统统没影了，只剩“购馒头三枚，三分”“茶水一壶，二分”这样的记录。 他吃饭不是讲究，而是将就，为了省钱，他把洗澡和理发也分成两次进行，以前是一并办妥，现在是理一次发，等半个月再洗一次澡。连张脸都要省着花钱。 原本一个文化人，慢慢走上变卖家底的路，他开始卖字画，一张张曾经挂在墙上的墨宝拿去当旧货换饭吃。 还有几次，账本上写了“算命一元”，他开始去问命问运，想看看这倒霉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有一年，他还花了两角请人写对联，贴在门上也不是为了喜庆，而是求个平安。 账本的笔迹也变了，原来写得端正、整齐，有板有眼，到了1940年后边缘处总有涂涂改改，甚至写些私话，比如“心不安，米价又涨。”这些不是记账，是心声，是他那点挣扎着想过下去的劲头。 最难的是1941年。那一年，米价飙到战前的40倍，他的账本记录：米一斤五角二，而他的月收入还不到十五块，光是买粮食就吃掉了三分之二的钱。 那时候，他每天去同一个米铺，问价格，从来不敢马上买，他怕买了以后明天又跌价，但往往是再等一天，就涨了。 以前他每月还能省点钱买本书，那年只买了一本《心经》。他在账本上写了“心经一册，一元”，这是他最后的精神支柱。 过去是读史书、法律，如今改读经文，连信仰也在转，他想靠经书稳住自己的心，可心还是乱的，他在账本空白处写下：“旅人心绪，不言而知。” 他不是没想过出路，有一次他花一块五买了一本《英汉辞典》，还标注“为日后学用”。可现实太骨感，他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学什么外语？但这也许就是最后一点希望，哪怕这希望是奢侈的。 董士沅的日子并非孤例，那个年代的中产，多数都像他一样夹在中间，上不着天，下不挨地。 富人可以转移资产，有的人把黄金藏在米缸里，有的干脆送子女去香港、南洋。 甚至有人靠捐钱给伪政府“换平安”，比如某富商一次性捐三千买了“良民证”和“特供配额”，照样吃肉喝茶。 底层的老百姓虽然穷，但不少人有自留地，粮食还能种些出来，自给自足不容易饿死。 而董士沅这类人，靠工资、靠利息，一旦断了就啥也没有，连去当苦力的门路也找不着，人到中年，文不能武，去码头抬包没人要他。 账本上记的，不只是数字，是一段阶层崩塌的缩影，他用一笔一画写下一个中产阶级从“有规矩的体面人”变成“靠卖画混日子”的过程。 文化、收入、面子，一样样被打散，他不偷不抢，不怨天尤人，就每天坐在油灯下翻那本账，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勉强过得去。 战火烧的不只是城墙，也烧掉了一个社会结构，董士沅的故事，让人看到战争最无情的地方，不是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得不像个样子。 他还活着，却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原来稳稳当当地立在城市的一角，现在风一吹就摇得厉害。 张鸣. 晚清与民国的中产阶级.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