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大汉奸”郭绍绪请日军高层在家喝酒，席间，他大喊一声：“上炖鸡！”

1944年，“大汉奸”郭绍绪请日军高层在家喝酒，席间，他大喊一声：“上炖鸡！”话音刚落，便掏出手枪，对着为首日军的脑袋就是一枪…… 郭绍绪这个名字，许多人也许只是偶尔听过。 他不是响彻中华的民族英雄，也不是史书上大篇幅书写的战将，可他的那场寨子街鸿门宴，却是抗战历史里一处别样的火焰，既燃且烈。 讲的是他杀敌八人、震惊日军的壮举，也讲他忍辱负重、背负骂名的悲壮。 那不是一场简单的宴请，也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伏击，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后的生死对弈。 他生在伊川县葛寨乡黄兑村，家里原是地主出身，日子殷实，有自己的护院队伍。 可风起云涌之中，这样的安稳也保不住久远。 他爷爷抗匪时中弹身亡，家业便渐渐败落，郭绍绪小时候在村子里是有名的“打孽手”，就是那种见不得欺负人的小霸王，后来年纪轻轻就投了镇嵩军。 镇嵩军不是什么光彩部队，说白了就是半军半匪，打仗之外还靠绑票过活。 但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的军队倒也算是个去处。 郭绍绪在里面混了几年，从一个跑腿的兵慢慢升上了小军官，摸爬滚打，懂得了兵法枪阵，也练出了胆识和人脉。 到1944年，日军一路攻进中原，伊川县已是铁蹄踏遍。 郭绍绪手下五百来号兄弟，眼见着整个县都成了敌军的口袋，大家都慌了神。 有人提议逃，有人想投降。 可他没有走,他知道，这不是打不过就认输的事儿，而是命与血的事儿。 他站出来收拢人心，联合马三俊、袁好文等一批抗日志士，在白元乡一带成立了“人民自卫团”，打的是日军，守的是乡亲。 可打仗这回事，拼的从来不是气血，而是算计。 自卫团的枪不多，人也不多，打硬仗不占优势,日军第39联队的第三大队驻扎在白元乡，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他们在村里放狗咬人，毁庄稼，奸淫掠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 郭绍绪日日咬牙切齿，却不得不扮成无事人，为的就是等那一刻——敌人最松懈、最信任他的时候。 他的伪装做得很像,日军那边有个大队长叫大内义弥，老谋深算，是个难缠角色。 有一次，这大队长竟派翻译官来找郭绍绪，要他投靠，说愿意封他个伊川县保安司令。 郭绍绪眼都不眨就答应了,他说要设宴款待，联络感情，还要请太君多多照拂。 这话一传出去，乡里乡亲背地里都骂他是“汉奸”。 连自卫团里也有人不解，问他干嘛要低声下气，跟日本人套近乎。 他什么都没解释，只是一声不吭地准备着那场宴席。 他让人去洛阳买海参，抓山里的野味，请最好的厨子来烧菜，桌上鸡鸭鱼肉样样齐全，连酒都是专门去换的好货。 他知道，这顿饭吃不好，要不了命；吃好了，就能一口气，把那帮畜生送上西天。 1944年8月25日，白元乡寨子街那家酒楼张灯结彩，看起来就像一场普通的迎宾盛宴。 大内义弥带着手下准时赴宴，席间喝得兴高采烈，嘴里不停念着“郭先生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郭绍绪也演得像极了，满脸堆笑地回着“太君辛苦”。 酒过三巡，菜上到“清炖鸡”。这道菜是暗号，一端上来，全场的人都绷紧了。 敬酒的、送菜的、看门的，都是郭绍绪安插的兄弟。 那一刻，他放下酒杯，拔出枪对着大内义弥的额头，连开两枪。 枪声响起的瞬间，屋里就变了天,八名日军军官几乎没来得及还手，就被当场击毙。 门口还有哨兵，一时想跑，可早就被埋伏在街角的兄弟盯着，几发子弹追出去，血溅巷口。 那晚的寨子街，是火光和枪声织成的网，日军像落入深井的兽，无处逃命。 第二天天未亮，日军调了三个中队进山围剿。 伏牛山的地形是郭绍绪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他带着自卫团的人打得狠、打得准，又靠地利设伏，硬是挡住了整整一天的攻势，打死打伤数十名敌军。 日军无功而返，恼羞成怒，纵火烧了郭家和王凌云的房子。 但火烧不尽民心,这一战之后，自卫团在民间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许多乡民主动加入抗日队伍，一时间，山里山外、村头村尾，到处都是誓死抵抗的声音。 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开始和郭绍绪接上了线，他继续游走在明暗之间，周旋在枪火之中。 这场“鸿门宴”，后来被人称为“白元起义”。它不是正规军的会战，不是千军万马的阵地争夺，但它把战场从山野搬进了餐桌，用酒菜掩护杀机，用谋略替代强攻。 这不是书生之谋，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战士，用生命做赌注的一击。 战后，这起事件被日军写入《战时丛书》，当成失败教训供后来军官反省。 而几十年后，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居然提出一个要求：他想见郭绍绪。 他不是出于外交礼节，而是个人情感。 当年死在那场宴席上的日军军官里，有一位正是他的至亲，田中带着悲意而来，却没能如愿，因为郭绍绪早已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于另一次激战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