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数千万中国冤魂负责？”1946年东京审判，印度法官认为佛祖慈悲，主张无罪释放日军战犯。中国法官梅汝璈愤然怒怼。 1946年5月2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彩排现场挤满了记者，镁光灯闪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11名法官身着黑色法袍，准备按照预定顺序入场。突然，一道身影停下脚步，脱下法袍，愤怒地转身离开。 他是来自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刚刚得知自己的座位被安排在英国法官之后。他冷冷地说道：“如果座次不改，我宁可辞职回国！”全场鸦雀无声，庭长韦伯的额头渗出汗珠。这一刻，没人知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梅汝璈的坚持，究竟能否为3500万中国冤魂讨回公道？ 梅汝璈的愤怒并非意气用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随即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梅汝璈，作为中国唯一代表，肩负着为千万同胞伸张正义的重任。他深知，这场审判不仅是法律的较量，更是国家尊严的捍卫。然而，法庭尚未正式开庭，座次之争就暴露了国际博弈的暗流。 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中国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抗战14年，伤亡3500万，牺牲之巨，世人皆知。座次若不按受降顺序排列，何以体现公平？”他甚至幽默地调侃：“若不服，就称体重排座，重的坐前头！”这一句引得法官们哄堂大笑，却也让庭长韦伯意识到，这位中国法官不好惹。 最终，经过激烈争辩和投票，梅汝璈赢得了多数支持，中国的座次被调整到第二。这场胜利看似微不足道，却为中国在法庭上争取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如何让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受到应有惩罚？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被告席上，28名甲级战犯赫然在列：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每一个名字，都让梅汝璈想起南京城内尸横遍野的惨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高居审判台，是千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他夜不能寐。 审判初期，困难接踵而至。日本战犯拒不认罪，甚至有美国律师为他们辩护，试图以“战争行为”为由开脱罪责。更令人愤怒的是，印度法官帕尔以“佛祖慈悲”为由，主张无罪释放所有战犯。梅汝璈当场反驳：“当我同胞哀鸿遍野、死伤千万时，谁来同情？谁来慰藉？”他的声音铿锵有力，震慑全场。 为确保战犯罪行无处遁形，梅汝璈和中国代表团倾尽全力收集证据。国内民众自发成立“南京大屠杀调查委员会”，搜集1840余件铁证，11名中外证人中有8人远赴东京出庭。证人伍长德的陈述令人泪目：“我亲眼看到日军将妇孺活埋，血流成河……”当一张张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被呈上法庭，法官们无不动容。 梅汝璈抓住机会，力主将南京大屠杀单列一章，写入判决书，详述日军烧杀掳掠的暴行。 此前他彻夜梳理证据，逐一拜访法官，用详实的数据和悲怆的事实陈述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采用砍头、火烧、水溺等残忍手段，较之纳粹毒气室有过之而无不及。梅汝璈对韦伯说：“若法庭不予严惩，我无颜面对国人，唯有蹈海以谢！”他的决绝让韦伯动容，最终转变立场。 1948年11月，秘密投票结果揭晓：6比5，梅汝璈以一票之差险胜。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判决书长达1213页，其中200多页由梅汝璈亲笔撰写，详述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宣读判决时，法庭外聚集的日本民众鸦雀无声，许多人低头掩面，首次直面军国主义的丑恶。 如今，走进江西南昌青云谱区的梅汝璈故居，灰砖黛瓦间仿佛仍回荡着当年的正义之声。一张泛黄的信纸，印着“东京1946”字样，静静陈列，诉说着那场世纪审判的惊心动魄。梅汝璈的后人梅庭军义务讲解11年，他说：“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是为了珍惜和平。”故居内的法律书籍、眼镜等遗物，无声地见证着梅汝璈的坚韧与信念。 东京审判不仅惩处了战犯，更为国际法奠定了基石。它确立了三条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反人道罪行必须受罚、个人对战争罪行负法律责任。这些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源头，影响深远。 此外，审判揭露的大量史料，如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和照片，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数据，审判期间搜集的证据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驳斥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的重要依据。 梅汝璈用两年半的殊死搏斗，为3500万冤魂讨回了公道。他的背影，永远屹立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提醒我们：正义或许迟到，但绝不缺席。
